高拱的考课法，与张居正的考成法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高拱并不是把某地官员每年必须完成的事项全部定义出固定标准。
虽然，该地官员每年有多少件事情是必须办的，这一条考课法与考成法是一致的，但一些细节处却很不同。
比如考成法要求某地上缴的税额，基本是一成不变的，朝廷一旦规定你这个府今年交多少税，那么张居正就只看你这个知府交没交足这个数，交足了就是考成合格，交不足就是不合格，基本不问其他缘由。
高拱的考课法就不同了，他结合了此前高务实给他的建议，采用了一种浮动数值的考量方式。就随便以武昌府来举例吧，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先把武昌府前十年的缴税总额算出来，取一个年缴税平均值，然后以这个平均值为基点，明年武昌府的缴税额超过了这个平均值，那就至少算是合格，如果超过了5%，则算良好；超过了10%，那就算优秀了。
但这只是考课法所考的其中一项，同时还要综合其他项目来评价，比如说地区稳定。地区稳定是个大项目，其下又包括民变、sāoluàn、土匪、流寇、杀人案、抢劫案等各类治安事件的考察。
当然粗略一点来说，可以概括为“经济{赋税}要提高，dòngluàn要减少！”
这就狠了。
按照大明或者其他封建王朝的一贯规律，所谓提高赋税，方式无非就是压榨得更狠，而压榨这种事，最后十有**都是平头老百姓倒霉，然后就是guānbīmínfǎn、社会动荡。
现在又要提高赋税，又不能搞得guānbīmínfǎn，否则都是考课不合格，因此考课法刚刚推行的时候，大明的官员一时之间都有些发懵，这他娘的要怎么搞？
那段时间，高拱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各种弹劾、申诉如雪片一般飞往通政司，堆满了内阁，连两宫都不得不私下宣召高拱问明情况。
但高拱是何等样人？他认定了的改革路线，哪能因为一些弹劾、质疑就半途而废？
天官一发威，官帽落成堆！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许多上疏之时言辞激烈的官员就吃了大亏，革职候勘、回籍闲住、冠带闲住、降级贬官、降调外任、调外任……各种轻重不一的处理决定，以圣旨的名义从吏部发往各衙门、各地方，全天下的大明官员都充分见识了顾命首辅的威严！
眼见得硬扛不是办法的大明官员们，不得已只好另觅他法，开始真正琢磨起怎么完成这个该死的考课法来。
这时候，高拱的各种私信又开始寄往各地。私信政治是大明内阁制的一种特色，就是辅臣不通过正式途径下文，而通过私信的方式告诉或者暗示地方官员该怎么办，这其实是内阁大学士不能真正成为宰相而不得已行之的一种变通办法。
然而，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打个招呼，古今一贯如此，所以高拱的私信效果奇佳——收到信的官员们顿时就知道首辅大人的意思了：收商税啊！
农民起义在中国见得多了，商人起义在中国有吗？
君不见嘉靖朝最大的海商{海盗}五峰船主汪直都心心念念想着被朝廷招安吗？
几十年后还有个更牛逼的海商郑芝龙，一样是想方设法觅招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