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亦或是户部尚书总督仓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职务，断不是圣旨一下即刻上任那么容易。在上任之前，高务实还需要先回兵部交卸工作。
高务实在兵部虽然是左侍郎、堂上官，但他的工作相比较“兵部四侍郎制”下的另一位左侍郎石星而言，还是要相对“简单”一些，因为石星算是“协助尚书抓全面”，而高务实专管京营。
但高务实的这个“简单”只是工作范畴相对单一，实际上京营的那摊子事，任谁都知道很不简单。
尤其是在高务实亲自主导了京营改制之后，这种“不简单”就更加了得。如果高务实没有做出安排和交待，新的戎政侍郎上任只怕摸头不知脑，没有几个月时间下来，连门道都搞不清。
不过，戎政侍郎这个缺朝廷暂时还没有议定人选，所以高务实目前只能先找梁梦龙来交卸工作——石星也已经得到圣旨，顶上杨兆致仕后工部尚书的缺去了。
高务实这一卸任，有很多人比他还着急。戚继光和禁卫军一干将领立刻派人到兵部打了报告，得到准许私人进京的批准后，全跑来兵部了解情况；朱应桢、张元功等一干靖难系勋贵忙不迭递了联名拜帖，说晚上要去昭回靖恭坊拜见司农，甚至连一直身体不好的定国公徐文璧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也难怪他们着急，高务实“分割京营”之后，京营分为后勤和作战两个部分，虽然名义上依旧是听从五军都督府的统辖和兵部的指挥，但毕竟是“各自为政”了，双方对目前的情况也都非常满意，并不愿意再次变化。
如今高务实要调升户部尚书了，这京营的制度在新任戎政侍郎的主持下会不会出现变化，他们当然很是焦急，怎能不提前做点准备？
戚继光与高务实是多年的老交情，当然不会因为高务实卸任戎政侍郎就出现什么态度上的变化。恰恰相反，他对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大司农越发恭敬，在拜帖上的落款又改回了“沐恩门下走狗小的戚某顿首敬拜”。
戚司令都这语气了，禁卫军其他将领的拜帖更不必说，那真是一个赛着一个谦卑，又一个赛着一个亲热。
高务实明白这拜帖再次改动自称的意义，戚继光和一干将领这是摆明了自己依旧是脑门上贴着“高”字的，不会因为高务实的职务变动就有什么变化。
这是个聪明的举动。
高务实是升调，又不是被迫致仕了。他作为文臣，位进一品(太子太师)，离入阁这个文官们人人向往的地位也更近了一步，最关键的是，如今他才不过二十五岁！
戚继光等人完全敢做一个预想：只要朝廷对察哈尔的决战按计划进行，以目前朝中“文帅”们在皇上心目中的的地位来看，这一仗十有八九还得是高务实领兵。那么，一旦战而胜之……这辅臣之位还不是唾手可得？
彼时的“高阁老”极有可能尚不及而立之年！
这太惊人了！
要知道，如今的内阁可不是早年的内阁，解缙当年三十二岁为阁臣，三十三岁为首辅之故事并不能套用——那时候的内阁不过是皇帝的私人幕僚，可如今的内阁是什么？大抵相当于唐时的政事堂，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本来内阁的设立，一方面是因为皇帝忙不过来，另一方面也是皇帝想要用内阁来牵制六部，与六部分权。当时成祖恐怕并没有料到有今天这一幕：内阁全面压制了六部。
高务实如今已经是户部尚书，如果按照早年间的传统，他就没法入阁了，但按照近几十年的习惯，则意味着他离入阁很近。这其中的制度和习惯变化，很有必要说一下。
自内阁初建的永乐时期开始，一直到弘治年间，六部尚书与其之间就从未有正式的迁转情况。这种相互之间的对立在内阁成立初期已经有所体现。
永乐二年(1404)十二月立春之时，成祖朱棣于奉天殿赐宴群臣，照例赏赐六部尚书和侍郎金织文绮衣各一袭，同时“特赐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衣，与尚书同”，而且非常明确地指出：“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机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劳勚益，不在尚书下。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并且强调：“朕皇考初制，翰林长官品级与尚书同，卿等但尽心职任。”
这段怎么理解呢？内阁在创建初期，虽然尚归属于翰林院管辖，当时内阁诸臣也以翰林院官职为尊，但是朱棣在这次宴会中，将内阁诸臣与六部尚书同等赏赐，并明确强调其官秩虽然仅为五品，但职能不在六部尚书之下。
这基本上表明，朱棣设立殿阁大学士的初衷，便有着削弱六部尚书地位与职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两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
当然，内阁这种职、权严重不相匹配的情况并没有长久持续，随着内阁地位的提升，仁宣时期开始形成阁臣入阁后加六部尚书或侍郎等虚衔的惯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黄淮为少保、户部尚书仍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礼部尚书，俱三俸并支，仍掌内制”。
虽然这种加封是“不预所升职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六部职权的侵犯。时人对此也曾明确指出其有违祖宗之意，“大学士五品尔，如欲加于六卿，则何不崇其阶衔也”。
这种加衔虽然破坏了对内阁的限制，但是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务的便利，进一步强化了内阁对六部尚书的制衡。
另外，内阁建立之初的选任方式也与六部官员有明显差异，内阁基本都是以直接从翰林院官员中选拔为主，甚至因此曾选择部分新科进士与翰林院官员于内阁观政，作为阁臣的预备者。这一条到如今万历年间也依然存在，即所谓观政进士是也——他们的共同特点其实并不是“进士”，而是“翰林”，绝没有不是翰林却做了观政进士的。
对此种情况，《明实录》中较为明确的记载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永乐二年(1404)左右，当时新科进士中的一甲与庶吉士的28人“就文渊阁进其学”，最终三年考满之时，彭汝器、王直、余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时，“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马愉、陈询、林震、曹鼐，编修林文龚、锜钟复、赵恢，大理寺左评事张益，同庶吉士萨琦、何瑄、郑建、江渊……三十七人，于文渊阁进学”。
文渊阁是阁臣入直办事之地，这两次进学实质是内阁为挑选接班人而进行的，其中较为明确的是，王直曾长期在内阁撰写诏书，马愉、曹鼐在杨士奇、杨荣致仕后入阁预机务，可见当时内阁迁入的惯例是以翰林院官职为主，这在正统以后也继续沿袭，“故正统年间陈循、高谷、苗衷、马愉、曹鼐以学士入，张益、彭时、商辂以修撰入，则旧意犹存可考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