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与其他那些官员最大的不同，不在于他是首辅，地位高了一大截，而是在于申时行从皇帝还在做太子时就担任其“同知经筵事”，对皇帝的了解远超同派系内的其他官员。
同知经筵事，简单类比一下就相当于后世的副班主任。太子殿下当时的“班主任”是高拱和朱希忠当然这是为了表示储君需要武兼备而设置，实际上朱希忠只是挂名而已，真正的“班主任”是高拱。
可是，彼时的高拱作为内阁首辅，又兼着吏部尚书，光是政务的处理就已经无比繁重了，哪里还真的能够履行多少“知经筵事”的职责？他了不起也就是掌握一下大方向，实际工作基本都只能丢给时任礼部侍郎的申时行。
换句话说，申时行当时就是“副班主任代理班主任”，是对朱翊钧最为了解的“帝师”。
在朱翊钧的思想动态、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掌握上，天底下能排第一的人是高务实，而紧随其后的就要属他申时行了。
朱翊钧用人的习惯，不惟高务实一人了如指掌，他申元辅同样心知肚明。对于自己信任的臣子，朱翊钧任何时候都“很好说话”；对于信任的臣子要办的事，他也能够全方位的给予支持除非在这种支持力度之下你都能把事办砸，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具体到高务实这次的事情上，朱翊钧本身就很可能会表示支持，因为高务实的这个户部尚书本来就是他亲自“宸断”并提出的，内阁及九卿的廷议实际上只是“补票”，所以此时想劝他出面拦住高务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申时行“就事论事”的奏疏就是为此而上。
但偏偏这些官员不知轻重，甚至还找错了突破口。
以朱翊钧对高务实的信任程度，你污蔑高务实什么玩意不好，你要污蔑他谤君？
哦，你说你弹劾的是高务实毁谤后来的皇帝而非今上，那我倒要问一问了，后来的皇帝是谁啊？皇上现在连太子都不肯立呢，你指望皇上现在会关心这茬？
更何况，高务实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户部尚书？对，没错，但是还有呢？
他是太子太师啊！你们就这么不把加衔当乌纱帽看吗？
人家是太子太师，连批评太子都是职责所在、分所应当的正经事，奏疏里提一句担心皇子们将来教育成效的话，这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话，甲能说而乙不能说，这再正常不过了。就好比你是当爹的，你谦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自然无可指摘，但倘若别人跑来说你儿子是“犬子”，你不要气得想打断他的腿？
所以，高务实顶着太子太师的帽子说这句话根本没有问题，如果非要说有，那也只能是在他完全失去圣眷之时才能说，因为那种时候就好比严嵩倒台之前皇帝已经腻歪了，根本不想再看到他。
可是，高务实失去圣眷了吗？皇帝腻歪他了吗？
没有。不仅没有，事实上从皇帝亲自宸断任命他为户部尚书这件事就看得出来，皇帝对他的依赖程度其实反而更高了。
申时行很清楚自己作为心学派当代党魁的压力来自哪里：年轻的皇帝陛下一门心思要完成二祖列宗未尽的事业，覆灭残元，消除北疆最后一点军事威胁，混一寰宇，处中国而治万邦。
然而要达成这一目的，最重要的事情归根结底其实就两点：军力和财力。
军力不止是兵力，还包括装备、士气、训练、将领、后勤等各个方面。纵观大明，在这些要求上最为符合标准的无非就是宣大、蓟辽这“京畿两翼”，而在这两翼的精华之中，除了一个李成梁所部之外，几乎全是高务实的嫡系或者旁系势力。
再加上高务实本人经过数次大战的胜利，早已战功彪炳、威名赫赫，“大决战”不用他用谁？难道皇上会用我申时行去带兵不成？
甚至可以这样讲：皇帝如果不派高务实去打这一仗，指派谁去都必然会有人不服，甚至那个人自己都未必敢接这道旨意！
官的“望”可以养出来，但帅的“望”，那是只能打出来的！
昔谢安说“小儿辈已破敌”的时候好像很镇定，可是当朋友惊喜而去，他自己出门的时候居然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差点摔跤，待站稳之后便仰天长笑，喜极而泣。
说明什么？说明以当时谢安的地位和威望，在没有一场决定性大胜在手的时候，自己心里都不是那么托底啊！只有当这场大胜稳稳当当拿到手了，才算是真正成了东晋王朝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
然而高务实呢？他在大明虽然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但要说在臣中的威望，肯定还是比不过当时的谢安。然而，如果只是单说用兵这一块，他却比淝水之战前的谢安更让人有信心。
扪心自问，哪怕是他申时行，也信得过高务实的用兵之能。作为最大的“反对派”都是如此，其他人自不待言。
所以，在“军力”这一要点上，皇上对高务实必然是寄予厚望的，用此前数次高务实被劾之后皇上安抚他的话来说，那就是“朕深倚之”。
本来，有这么一个要点被高务实占据，他的地位就已经非常稳固了，古人云“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如今兔没死、鸟未尽，高务实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动摇，这就已经让申时行觉得非常棘手。
可更麻烦的事情出现了：皇上认为高务实不仅是在打仗方面无人能及，于理财一道也是同样厉害，所以当目前的最大的麻烦由军事转为理财之后，居然又抓住机会“以爵赏换晋升”，把年仅二十五岁的高务实直接推上了户部尚书这个要害位置上。
平心而论，其实申时行也觉得高务实在理财方面肯定是很有一手的这是屁话，看看人家的京华就知道那不是有“一手”，那是有“圣手”啊！
不过，多年来的固定思维还是让申时行有一种怀疑，即高务实的手段用来“齐家”或许没有问题，但用来治国却并不一定那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