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申用懋与高务实“偶遇”过后，接下来几天朝堂上的局面略有缓和，皇帝也对此有了些反应，在一道来迟的南方劾奏上批复：“旧事早有成论，毋庸再议。况海瑞正主南察，尔等此时群起弹劾，其意若何？”
江南毕竟也不是只有一个南京，某些奏疏到得早些，某些奏疏到得晚些，这不过是寻常事，只是碰巧京师两派已经达成了默契，他的奏疏却上来了，免不得被皇帝这般警告。
警告还算好的，至少没把皇帝惹毛，得一个丢官去职的下场。说起来，这还多亏了申时行求和得快，皇帝见高务实这边反应不大，考虑到朝政需要平稳，才没有动雷霆之怒。
朝政既然稳住，封赏的事也就不必耽搁。兵部和户部都是实学派当家，双方商议封赏比较容易，不过关于李成梁的问题，梁梦龙还是有些不忿。
梁梦龙认为，就算朝廷对于勋臣格外宽容，而李成梁的确有个宁远伯的流爵在身，但再怎么宽容也不能赏罚不分。
向察哈尔私售火药是什么性质？最起码也是资敌啊！对于这种大是大非上的错误，哪怕他是勋臣，也顶多只能是罚轻一些，却绝不能包庇不罚，更不能刻意替他遮掩。
从道理上来说，梁梦龙的观点完全正确，高务实也很赞同，一个国家不能缺少制度化的奖惩，否则迟早乱套。
然而礼有经权，事有缓急，现在惩罚李成梁却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这会让朝廷瞬间失序，高务实早已定下的一些步骤也会被意外打乱。如此会造成什么样的变数，那就连高务实这样擅长分析推演的人都说不准了。
任何一个擅长分析推演又长时间把控局面的人，必然不能忍受事情的发展出现失控的迹象，高务实也是一样，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这个方案的主要意思，就是封赏照旧，暂不追究李成梁的所为，但兵部也不公开认定他无罪。高务实则派人悄然搜集证据，争取把事情查清、证据拿足，等将来朝廷局面变化，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与李成梁秋后算账。
忍不下隔夜仇的人是不适合为官的，但凡“体制内”的人，不管他地位高低，都一定有能让他暂时忍耐的人或者事。快意恩仇通常只适合亡命之徒，而秋后算账才是为官者的常规操作。
这个道理梁梦龙也懂，因此在高务实把话说明了之后，他虽然满心不甘，但终究还是答应了下来。
最后的结果，曹簠职务不变但官晋一级，加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赏银三十两，赐大红纻丝飞鱼服一袭；麻承勋“牵制有功”，加本都卫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同知，赏银十两；张万邦正面破敌，加本卫大同阳和卫指挥使，赏银二十两一众人等不管有无正式作战，凡参与出征者几乎人人得功，个个领赏。
至于军中将士，那当然就看首级数了。不过按照高务实当初带兵的原则，曹簠这一次上报的功勋也不是单看某人斩首几级，而是按照低级作战单位如小鸳鸯阵就是一个实际上的“班”来分功。
这一来，少了个人的“造富”，却分润给了更多的人。至于各个小作战单位的具体分赏如何，高务实当年的一项制度也被曹簠推广，即该单位内进行不记名投票表决。
具体办法是每人用铜钱为印，对分发下来的列表名单上的人，以一到五枚铜钱印分别盖章，最终章多者功高，章少者功低，所有选票表当场集中投入一个选票箱。上级军官则在投票完成之后当面开箱、公开计票，中途不得让选票箱离开众人视线。
这个办法总体来说是公平的，虽然个别时候可能也会导致某些人际关系搞得好的人多得“铜钱章”，但高务实认为这可以理解和容忍：他既然人际关系好，说明大家愿意听他的，那他功劳拿得多也正常，毕竟这也是一种威望。
曹簠现在自认高务实嫡系，高务实搞出来的制度他当然紧紧跟随，因此这次的赏赐也要按照这个法子来办了。
当然，这些细节高务实并不会再问，他的主要责任是打钱哦，拨银子。好在辽东的今年的盐税收上来了，这次虽然赏格不低，倒也还能应付。
顺带提一句，辽东今年的盐税其实说穿了就是高务实和皇帝两个人交的，全部来源于辽南盐场。高务实向来是交“重税”自证清白的，而皇帝则是因为免得授人口实，所以也按高务实的比例交，这么一来还导致了一个让皇帝很不满的结果。
不是对跟着高务实多交了税而不满，而是辽东盐场今年交的盐税居然达到了扬州的七成，这在皇帝看来简直嘲讽。
辽东盐场的规模什么时候达到扬州七成的？淮扬一代是盐商猬集之处，也是天下最大的盐场，哪怕高务实的辽东盐场扩张飞快，但扬州盐场论规模至少也仍是辽东的三到四倍。就算辽东交得高，也不应该是这个比例，所以很明显淮扬盐税里头有猫腻，很大的猫腻。
不过这件事高务实没表态，皇帝虽然生气，也一时不知道从何插手。以辽东盐场的“成绩单”去责备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甚至南京户部不是不可以，但朱翊钧知道不会有什么鸟用，相关主事之人虽然肯定会上疏请罪，但也一定会在奏疏例举一大堆的原因，来说明他们确实只能收这到么多。
高务实要对南京进行力量渗透，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收回户部对于盐业的管理权。倒不是他特别爱揽权，而是他知道如果没有他来改革，大明朝的盐务问题根本就没法改善。
现在他做了户部尚书，从长期来说，不可能全靠自己一家拼命交税来给朝廷续命，必须把根子上的问题解决了，大明才能恢复健康。从短期来说，也只有提高国库收入，才能避免在极其缺钱的这几年再惹出一个西北之乱来。
众所周知有明一朝为了加强对盐业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在全国设有都转运盐司和盐课提举司，各司均有较固定的行盐范围，并刊诸铜版，不可擅自改易。
在各产盐区中，两淮盐区因产量大，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而为全国之冠。因此，其内部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对整个国家局势造成严重影响。
朝廷对于两淮盐区委派官员也异常频繁，这并不仅因为两淮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这一地区的淮盐行销并非易事，很多时候需要朝廷予以干预。有赖于三舅张四教长期呆在扬州，高务实也因此很清楚在影响两淮行盐的诸多因素中，最主要也最直接的便是私盐的盛行。
何谓私盐？民国之初的盐务专家景学钤曾经说过：“私者何？对官而言。何谓官，何谓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税为官，无税为私。”
换言之，私盐即是没有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生产运销，特别是没有纳税，从而不能为国家提供法定财税收入的盐。
盐本无官私之分，但自汉武帝实施盐铁官营之后，便有了从官府角度所谓的私盐。
中唐之后，私盐问题逐渐凸显，并成为以后历朝始终无法摆脱的难题，民众贩卖私盐之风愈演愈烈。
如唐末乱军贼首黄巢便曾贩私；宋朝时江西之虔州、福建之汀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两浙“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元末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
大明成立后，朱元璋厉行禁私之法，规定“担挑驮载者，杖一百充军”，因此民间大型贩私活动稍有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