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上迎接高务实的官员虽多，但与别处颇不一样，并没有严格区分文武，这一点很有当地特色。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可能也是高务实对天津一贯有所偏爱的原因之一。
之所以说不严格区分文武很有天津特色，这要从有明一朝天津卫比较独特的的地域型政区说起。
所谓地域型政区，就是城乡不分，“城乡合治”的一种政区类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因此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多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
这样一来，工商业就主要集中于城镇，而“城乡合治”的地域型政区则成为国家控制城镇的有效的行政区划方式。
后世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只有城镇而没有城市，直到“20世纪初期开始将市作为行政建制而设立”，城镇才被完全纳入到“城乡合治”的网络之中。
地域型政区中的城镇，没有行政区划上的独立性，地位也不突出。地域型政区内的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呈分散分布状态。人口的非农化和聚集程度都很低，生产力呈面状分布特征。商品经济往往不发达，区域经济呈稳态结构特征。
当然，封建社会也有“城乡之分”，但这纯粹是从经济与地理意义而言。若从作为国家上层建筑——行政区划来看，仍然是实行“城乡合治”的方式，也就是地域型政区。
这些城镇乃至规模较大的城镇，依然不具备独立政区的基本要素和本质特征，当然也就不可能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行政区域。直到进入明代，城市发展虽然相当兴盛，但也都是地域型区划的附属物。
具体到天津，其地域型政区源自军事型政区——天津卫。如果纵观原历史上的明清两朝就会发现，天津地域型政区由确立到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不但完成了从军事城堡向行政区划的转变，也为近代天津由地域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行政区划的迅速发展，可以折射出天津的重要性，因此它在这两朝，尤其是晚清时期获得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当然，晚清太远，这里就不说了。
天津本是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又是拱卫北京的门户，故于明中叶以后，天津因漕运而发展起来，行政事务越来越多，但军事城堡——天津卫，其管理系统偏偏既简单又不全面，显然不能很好地完成日益庞杂的漕运任务。
到了隆万之交时期，高拱在高务实的建议下，同时也是在月港“试点”大获成功之后，开启了更多港口的开海通商之路。高务实本人则首先把天津港作为京华海贸的重点工程来建设运营。
此后不久，天津港很快成为大明最重要的几大港口之一，不仅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以此处为枢纽，国内的漕运也改为海运，由南方各省送至天津港而转运北京[注：漕运改海运之后，大运河作为民间商路使用，仍然设关征税，反而成为商税要点]。
这样一来，天津港的行政事务就越来越多，原本天津卫简单的军事化管理机构越来越无法承担相关任务。于是，改革便成了当务之急。
由此，在高务实的推动之下，明廷开始在天津设置文职衙署，出现文武衙署并存的情况，天津军事型区划特色则越来越澹，必然由军事管理向行政管理过渡。
其实，弘治朝之前天津设置的衙署以武职居多，说明军事色彩很浓，随后文职衙署慢慢开始设置。而在天津开港之后的万历朝，文职衙署的设置勐然开始增多，并很快超过了武职衙署。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新设衙门，应该就是“户部关税署海关司天津分司”、“户部审计署天津审计分署”，以及都察院的天津察院——察院的相关问题在高务实任职广西巡按御史期间解释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天津新增的文职衙门虽多，但三个最重要的新设衙门中有两个都是户部直辖的，可见天津的地位提升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而其中高务实的参与度可谓是非常之高。
不过以上衙门虽然重要，但重要在于具体事务的处理功能。如果宏观一点来看，天津行政地位的提高还是要从“达官要员”的设置来论。
在原历史上，天津由军事型政区转变为地域型政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纯军事堡垒(永乐到成化年间)——军事型政区为主，地域型政区出现(弘治到万历中期)——地域型政区进一步发展(万历中期到清雍正三年)——地域型政区正式确立(清雍正三年)。这是天津地域型政区从出现到发展再到确立的大致过程。
首先是地域型政区的肇始——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天津城内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卫及其官长历来争权夺利，遇事则推诿扯皮。
究其原因，主要是长官级别一致，三人同处一城，偏偏互不统属，使得天津卫城的管理不善，以致“顾乏帑积，势不可猝办”。
天津作为“密迩神京”的漕运重地和中转中心，三卫的混乱管理状态必然使天津卫城出现某种失控现象，最高当局不得不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弘治三年(1490年)，时任刑部左侍郎白昂向朝廷提议：“弘治辛亥，用廷臣议，始于山东按察司员外置副使，以玺书命之，使整饬兵备于天津”。
朝廷接受了建议，遂于弘治五年维修卫城，“自城壕起东至大道，南至王千户庄，西至稍直口大道，北至马家口。南北长十里，东西阔八里，军民开种，照数纳粮，旧为豪右所据。弘治五年修城，奏复之，每年抽分芦苇并收子粒共计价银贰佰伍拾余两，收储在官，均之造砖”。
可见，天津道整饬副使不但有军事职责，也有行政职责了。此后，天津城的管理权开始统一，军民也由此分治，剥夺了三卫的行政大权。
应该说，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是天津城市由军事管理体制向行政管理体制过渡的开始，也即由军事型区划向地域型区划的过渡。
其次，地域型政区的进一步发展——天津巡抚的设置。巡抚的来历和现状在本书中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解释，这里也不多说，此处单说“天津巡抚”的产生。
天津原本是没有巡抚的，因为此前似乎并无在天津设置巡抚的必要。然而，日本发动侵朝之战后，明廷很快决定援朝抗倭，由此就需要解决出兵所必然带来的后勤压力剧增问题。
于是，在高务实确定了主要后勤由海上提供的原则(不是说陆上就不运了)，并且得到皇帝认可之后，他很快就相应地提出了在天津设立巡抚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批准的过程并不复杂，其中也并没有多少困难，但是对于天津巡抚的辖区、职责和权限等问题，从朝战开始至今，朝廷在数年之内已经调整过了两次。
第一阶段，万历二十五年，天津巡抚自保定巡抚析置，专饰海防，但无陆上辖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李如松他们提供海上运输的补给，基本都是运往朝鲜半岛的西部沿岸。
之后，由于停战协议签订，朝廷内部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此职是为战事特设，现在仗打完了，自然应该“事毕即裁”，于是又把天津巡抚裁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