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
自从四月初我飘泊到日本去，足足流浪了半年。在八九月之交，江浙快要开火的时候，上海有朋友写信给我。劝我回国来看看热闹。那时，一来我没有路费，二来也不相信这场热闹会真使我们看见，因此我没有回来。谁知天下事竟有出人意外的。闹了一两年要开火要开火的江浙，终竟开了火，而且由于局部的动摇竟牵动了全局，中国的大势生出了剧变。吴佩孚倒了，孙逸仙由广东进了北京，段祺瑞公然当了执政。这在四五个月之前谁能料到呢。
外界的事情变得这样剧烈，我内心的生活也改换了正朔了。在海外飘流了半年，又饱受了异邦人的种种虐待，自己觉得世界虽大，真没有一片干净的土地可以作我们的桃源。加以一家五口的生活，要仰仗自己的一枝毛锥扶持，我与其在异邦求生，终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因此，在十一月中旬我又折回到上海。如今又蒞践了中国的旧土了。在我自己实在一点什么感兴也没有。快乐呢？我已昧不过自己的良心。羞耻呢？我又何必！
回到上海后的第十天，朋友们发起了一个组织，调查此次的江浙战祸。他们因为我是闲着的人，便找我担任调查宜兴的一路。
我听说往宜兴要坐轮船过太湖，我的高兴便登时勃发了。天地间还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路费是不要我出的，我可以去看看热闹过的痕迹，也可以观赏些脍炙人口的江南风光，天地间还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
我的高兴使我把这个难差当成了美缺，没有说上两句话，我便满口承应了下来。我坚决地要到宜兴去。
但是要到宜兴，却有不能不解决的两个难题。一个是到宜兴去听说至少要七天，我留在上海的一妻三子，他们却怎么过活呢？家里既没有用人，邻居也没有相识的，他们自己又不懂得一句中国话，七天之内即使不会发生什么意外，这七天的食粮谁替他们采办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不能不感谢上天。天气已经冷起来了，就采办七天的食粮留在家里，也不会腐烂了。七天之内究竟能不能发生出意外？那也只好望天老爷广行方便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宜兴竟在那一个方角，我在地图上虽然找寻了出来，但我是四川人，我怎么能够听懂宜兴的土话呢？“吃人钱财与人消灾”，领了路费是往宜兴去调查战祸的，连方言也弄不清爽，怎么能够调查？
这是第二个难题。
在这儿我却要感谢C君了。因为他是宜兴人，而且也和我一样是在上海袖着手的。所以我便去找他，希望他和我同去。一说，他也满口承应了。他还许我：到宜兴去要请我吃两样好吃的东西，一样是宜兴的松菌，一样是黄雀。他说这两样的风味是美得无法形容的，都是宜兴的特产。他这么一说，更把我的胃脏神说得大动而特动了，本来打算在十二月二日乘早车去的，却在一日午后说走就走地提前动身了。
啊！天地间真那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不要自己出一个钱，可以去看看热闹，可以去赏赏风光，家里有天看承，路上有人作伴，而且在最后还有松菌和黄雀好吃。啊，天地间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
第一日
在我们离开上海的这一天，正是上海的风声又有些吃紧的时候。南京的齐燮元和北京的执政府还在争持，上海地方的官职竟闹起了双料的排场。双料的护军使，双料的交涉员，双料的警察厅长，双料的县知事，这许多双料的官，各以南北两京为背景，便和一妻一妾一样两立起来，但却很有不能两立之势了。
三点钟我们到了沪宁车站，刚好赶上了三点二十五分钟开往无锡的专车。我们买了二张三等票，走进月台的时候，劈头便看见一串灶孔一样的铁皮车，装着无数的灰色的猪八戒——丘八老爷。听说这是早晨才从南京开来的，晚上怕还有两趟开来，双料的两大小免不了又要内讧了。我们跨上三等车的时候，车里的人已经拥挤得不通气息了，只得在月台上站着。月台上也站了不少的人，我们更只得站在门口，隔着一道玻璃观赏窗外的图画。
兵车煞是有趣味的，拥塞着的一些丘八我觉得怎么也好像些猪，好像这两天要过年的人预备着要弄进杀房去的肥猪。你看，他们那臃肿得不成**的尊躯，还要穿上一件臃肿得不成**的灰色的棉军服。他们的脸墩，他们的耳朵，他们的眉毛，他们的鼻子，他们的太阳筋，他们的冲嘴，终不外是臃肿的两个字。他们的颜面神经，他们的颜面筋肉几乎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闪动的。他们那小小的凝滞着的眼睛和他们开着的口一样，呆呆地望着——他们究竟是在看还是不是在看，这是只有上帝才晓得的了。蛮大的头颅上要顶上一个熨斗形的帽子，短缩的颈子上还要披些乌黑毵毵的长毛狗皮。啊，他们这个尊容，谁能不联想到猪上去呢？我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军阀老爷们究竟什么个存心。他们刮了不少的地皮，耗了不少的民膏民脂，为什么连这些自己手下的小兵，都不稍稍装饰得好一点呢？纵横是做装饰品的，弄得好看一点，觉得于自己的面子上也还可以过得下去罢？连这点面子也不顾，我替老爷们实在有点难乎为情了。
铁皮车之外还有好几驾敞车，如山如峦地堆积着一车的家具。家具里面什么都有，太师椅、八仙台、床架、蒸笼、挂钟、朱红漆的马桶，……这些东西当然是从江南民间得来的“胜利品”了！
一位像猴子一样的瘦人，是一员下级军官，躺在这家具山的一把杨妃椅上。他手里捧着一个茶瓶，闭着眼睛好像在那儿参证玄机。啊，他那超‘然物外的态度，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情！无论什么人看来，都会觉得他是一位得道的圣者，冯玉祥的圣经，吴佩孚的易理，段祺瑞的佛学，我怕都没有这位先生参悟得透澈罢？看来看去，不知不觉地又把他连想到齐天大圣来。是的，这位先生的道法毕竟高明，一根毫毛可以变出十万八千的兵马。这些眼前的猪兵猪丁，恐怕都是他老先生变幻出来的罢？……
唔，唔，脚下动起来了也！我们就好像驾起云头一样，被“火轮之车”把我们运出了上海。上海市向后面退去了，我们也渐渐走到自然中来。假使退返两三年，我就闭着眼睛也可以做出一篇自然的赞颂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故，我眼前的自然总是一片的灰色。到底是我自己的心境害了红绿的色盲，还是客观的世界果然是这样呢？那愁容惨淡的冬景，到底还有人不看成愁容惨淡的么？那荒凉一片的大地，到底还有人不看成荒凉的么？啊，颓废的故国，冷落的江南！无情的自然把中国的真相赤裸裸地给剥示了出来，我们的泱泱中华，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沦落吗？
离开上海后的第一站便是真如。听说在战事结束后，齐燮元带领着数万大兵在这儿驻扎过半个月光景。战事已经结束了，真如又不在火线上。齐燮元的兵竟大肆蹂躏了一口，烧毁了五百余家镇上的精华。古人说：火主文明。五百年疲倦了的希腊的凤凰，不经过一道火灾也没有再生的希望。看来齐燮元的猪兵猪将倒会反而是振兴中国的伟大的功臣呢！可惜真如离铁路线太远，这些文明成绩，在车上看不出来。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是沿着路轨的一些军用灶孔罢了。
车上的江南人把那些灶孔指示给我们，路轨下面便是一道水沟，昏浊的死水就如翻了白的消化不良的幼儿的小便。
江南人对我们说：那些北方来的兵士真是畜生！吃的水是在那沟里，扯的污也是在那沟里，真是腌臜得没有王法呢。
江南人说的时候很带着几分鄙夷不屑的样子。但是哟，你漂亮的江南人！在这些地方，你却不要笑那些北方人占了你们的上风呢！其实江南地方究竟有那一道河水是清洁的呢？你们的习惯不是上河洗马桶，下河洗饭桶吗？
你们或者说那是流水呢！
但是我从前到过无锡，无锡总可以算是江南罢？我在惠泉山下避过一礼拜的暑，那时我住在一座节孝祠的颓废了的楼上。楼窗下面临着一眼方池，池里的水快要全干了，不消说是不流的。我每天清晨起来，总要看见一对女人站在池中的一块大石上工作，一边是在淘米，一边是在洗马桶。这到底是在顾借时间，还是在讲究用水的经济呢？守着有清洁的“天下第二泉”在近旁，她们却不晓得利用！
好了，不再扯远了。牢骚一发，竟倒拆起江南人来。这是不对的！同路的C君也还是江南人呢。不可这样的普遍得罪人，凡事总得从好处看！
好，我要再说到猪兵猪将的成绩上来了。他们在铁路旁边掘了许多军用灶，把周围的田地蹂躏成了硬土，硬土上面有些断折的残梗，还缀着些可怜的残花败絮。啊，刮地皮的工夫毕竟要算他们是一等一呢！真如过后便是南翔，车上的人怕有一大部分涌下车去了。这些人听说有些是逃难到上海、到这时才回家的，有些是上上海去做工回来的，有些是来白相的，但不知道何以会有这么多人！这毕竟是我们中国的人口还经得着好几次的大战火的证据呀！涌哟，涌哟，涌到地狱里去罢！你们这些猪之猪，猪之猪哟！你们的人并不是不多，你们的人比齐燮元的兵总要多过五百倍罢？你们听他们烧你们的乡镇，听他们奸淫你们的妻女姊妹，听他们勒索，你们听他们拉夫，你们放花炮来替他们送行，还让你们的绅士们在南京替齐燮元办凯旋会，……啊，你们真是一些猪之猪，猪之猪哟！纵横是要烧的，你们为什么不先把乡镇烧了，坚壁清野地使那些猪八戒们无扯污之地呢？纵横是要抢的，你们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私财捐点出来，组织些民军来抵御抵御呢？纵横是要死的，你们为什么不牺牲自己的生命和猪八戒们决一死战呢！他们来了你们便跑，你们平时还要豢养他们，你们真是猪之猪，猪之猪哟！滚，滚，滚，滚罢，滚罢！……
南翔镇听说也烧了不少的房子，也是战争过后才烧的，烧的人也都是齐燮元手下的苏军。苏军烧江苏人的房子，被烧的江苏人还要歌颂他们的凯旋，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天下真是太平无事，许多回家去过年的人，正买了不少的年糕呀！
从南翔下了车的人真是多，我们乐得走进车里去找得一个座位来坐下了。
车过黄渡与安亭的时候，有一位在车里相认识的姓杨的朋友，又对我说明了许多战迹。他指示些战壕给我们看，又指示了些安大炮的地方；指示了些打得大框小洞的农家房屋，又指示了些田地里戴孝的女子。田地里有些女人，髻上扎着白色头绳，在那里摘取飘零的败絮。火车过时，她们都瞠目地抬起头来。
姓杨的说：你看，那些女人都是戴着孝的，她们头上缠着白色的头绳子还很新鲜呢。她们里面十有八九不是死了丈夫，便是死了父母，都是在这一回的战事里被打死了的，或者被拉夫累死了的。
杨君说得很有点凄然的，但我要说一句天理良心的话，在我的心里实在连一点凄惨的感情也没有！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该死，但我总觉得他们只是自己寻死。他们平时上粮纳税，要去供养一些猪，猪发了疯时要咬死他们，这有谁能够替他们流泪呢？
黄渡、安亭之间是战事最剧烈的地方，但仅仅隔着一道宽不过二丈的二十四号桥，苏军以十倍之众，竟在这儿争持了将近两月。这到底是在谦虚，还是在儿戏哟。战壕是有的，大炮也是有的，但我总觉得有点滑稽！
姓杨的是苏州人，在太仓的一座纱厂里做事。他津津有味地说了许多战时的情形，也还说了许多在江南地方游历的经验，但他的话最引起我注意的，却是近来纱厂的危机。他说自从欧战过后，外国的纱陆续输入国内来，像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建设了几个大纱厂，中国的纱厂事业便受了莫大的打击。中国的纱厂，成本又少，办事人又不得法，怎么也不能和外国竞争。像最大的大中华纱厂，也已经闭了门好久了。听了他这一番话，我觉得是接触到了目前最紧要的经济问题。这比什么调查江浙战祸，比什么收拾中国政局的善后事宜，还要十二万分紧要！
我们中国的经济政策究竟是应该采取自由放任主义，还是应该采取社会主义？许多读饱了东西洋杂志的论客，正在那儿起劲地争论，有的要提倡个人资本主义，有的要实行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平心静气地暂且就事实上来立论罢。我们先假定个人资本主义是最合乎人性的东西，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个人资本主义能够有发展的余地吗？我们请把一张全世界的地图展开来看看罢！除开我们中国而外，地球上究竟还有多少地方没有被殖民地化，没有受尽国际资本家的侵蚀？国际资本家万矢一的地倾向着我们这个还在资本制度以前的中国，把我们中国已经作为了万国的商场，彼此在这儿互相争逐了。他们国际资本家以雄厚的资本，庞大的组织，在经济圈内君临着我们，我们可有相当的能力足以抵抗吗？他们的组织是“新机克得”，是“脱拉司”；我们的呢？
资本主义是一种传染病，受着它接触的地方便立地受它感染。所以欧西资本主义一入日本，日本便受了它的感化，一入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也渐渐地甲诉迸芽了。
资本主义的最初的萌芽，大抵是在棉纱事业。日本是后进国，但她的幸运处，是因为有我们中国作全世界的销场，所以她得以施行她的保护政策，把资本主义扶持了起来，骎骎乎要与欧美并驾了。但是我们中国呢？在欧战剧烈的时候，欧美的资本家暂时中止了他们的侵蚀，于是应运而起的便是如竹笋丛生一样的纱厂之林立。但是现刻的形势是怎样呢？资本和组织两者比较最宏大的大中华纱厂，终竟关门半年了！这儿提供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教训呢？
树木本是从种子的萌芽发生出来的。渐渐占取地盘，征服邻近之同类而成其伟大。欧西的资本家也不外乎是取这个路径。他们起初是由小资本家发祥，渐渐吞并较小的资本家，扩张经济上的地盘，供他们的营养，他们现在是宏大的巨木，他们的枝叶几乎要荫遍了全世界。在几株参天的古木之下，有一株嫩芽从土里标出来，要和他们竞参天之势，试问他是能够的么？个人资本主义之于中国，便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的现势已经不是两百年前的亚丹斯密时代的英国了！主张应该施行个人资本主义的论客们哟！
但有一部分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他们也要主张个人资本主义。他们说，他们是忠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他们以为要达到社会主义，不能不经过个人资本主义这一段路程。个人资本主义有堆积资本，团集工人，增进生产力种种的作用，这些作用都是实现社会主义上所必要的条件，所以提倡个人资本主义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这话是诚然不错的。但是照我们中国的现状说来，我们中国的个人资本主义是断难发达的了。能够自在地发展起来，我们又何乐而不听其自然发展呢？但是时代已经不许可了，几棵大树子林立在你的旁边，你一株嫩苗如能够苟延残喘也就是万幸了。但是万不幸的实在是苟延残喘的年老的小树！他们年纪已经老了，发育的生机已经窒息了，将来即使与以相当的条件，他们也不能发展起来，以至参天。这是有实在的事例的。半残半落的小资本家林立的苦处就是这个样子。资本不能集中，生产受了分割，所团集的工人的数目，也很有限。这在促成社会主义实现上反而是莫大的障碍！要实现社会主义自然希望有大工业、大物质的生产力以作基础。像在欧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前头去了，他们所剩下的一条路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无产阶级只消把政权拿过手来，资本主义的组织便可以容易打破。但是我们物质后进的国家，我们还要努力赛跑一次才行！我们要希望大工业发达，我们要希望物质生产力增进，只剩着一条比较捷近的路，便是及早举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以施行国家资本主义！我这话好像是很矛盾的主张，但这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并不矛盾的。俄国现行的政策是这样，便是马克思自己的主张也是这样。马克思分社会革命为三个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还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半成期”，一切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的权力施行，国家须努力使生产力发展到尽头，然后才能移转于完成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决不是一步想跳上天的梦想者，但假使他是坐在飞机上，他总是想把速度加快的。在物质后进的国家，比较先生出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景仰。因种种经济以外的机缘，社会主义者得到政治革命的成功，要促进物质的生产力，舍国家资本主义而外没有别的道路！聪明的列宁，他所以指导俄罗斯的便是这样。我们中国正好学他，正好由有主义、有计划、当然是不赞成自由放任主义的人，纠合主义相同的人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再施行国家资本主义。舍此之外，我们也别无他法。无法中之又一法，自然是那些崇拜亚丹斯密的先生们的自由放任主义了。既没有法子，那也就只好放任。
有人说：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可惜中国还没有无产阶级，有也还脆弱得可怜。好，如果承认无产阶级脆弱，那就加强它好了。如果说只有无产阶级的工人才能执行革命的任务，那是说不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是工人。我们所争的，不是形式上的工人与不工人；而是精神上的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与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这种聪明难得的资本家要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抛弃他所有的一切财产来作革命的军需，难道还会拒绝他吗？难道还要开一次资格审查会，说他没有资格吗？我们所争的便在这种精神的赞成与不赞成！如果精神是赞成了，即使是资本家也可以来参加革命。所以我觉得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精神上的解释也可以，即使改为“共产主义者专政”也未尝不可以。……亲爱的读者哟，我这样发挥了一长篇了，但我自己还是坐在沪锡专车的三等车中的。这样的思想在我那时的脑中盘旋着，怕不过几秒钟的光景？说着说着，便到了昆山，火车停止着了。有人说是在等南京开来的兵车。车中的人大家都人心惶惶地争向窗外探望。窗外的夜色也渐渐苍茫起来，足足等了一个钟头的光景，而我们如大旱之望云霓一样，所等候着的兵车却始终没有开来，开来的只是一趟客车。这客车是怎么迟了到的，并怎么迟到这样久，车里的人谁也不知道。
姓杨的在苏州便下了车，我们又于昏昏茫茫中坐到无锡。时间已经是七点半钟了。
“无锡这个地方我来过两次，第一次和郑伯奇同来，第二次和成仿吾，这一次却是和你。”
在无锡车站上下车后，拒绝了一些黄包车夫的执拗的拉客，在崎岖的石子路上慢慢地步行起来。我一面走，一面发生着怀旧的感情，对C君叙说起来。
“第一次来是民国九年七月，那时是朱谦之写信来告诉我们，说无锡的风光有些希腊的风味，比西湖还好。我们受了他的怂恿，从上海跑到惠泉山来，但他已经往南京去了。我们在惠泉山下一座节孝祠里面住了两个礼拜光景，蚊虫之多，居处的不适，惠山的童裸，更加之以天气的炎热，使我们实在是大失所望。在要回上海的前一天，朱谦之才由南京转来，无论如何要约我们坐花船去游太湖，他好像不知道花船是什么性质，而且价钱也很贵。他这个提议，被我们反对了。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们走到运河里面去凫过水。能凫水的只有我和袁家骅两人。我们凫了半天，看的朋友都觉得有趣，便都下了水，在河边上学狗爬，只有朱谦之始终不肯下水。凫水起来之后，大家的下衣都打湿了，家骅他们是穿的学生装，他们主张就穿起湿裤回去。朱谦之严烈地反对。他说这是有伤风化，有伤风化！说着他各自回寓所去，替大家拿了裤子转来。我看他转来时候，在路上走得飘飘忽忽的。我问他怎么了？他把我的手拉去扪着他的额部，他在发着高热，如像火烧着的一样。我问了他的病情，才知道他得的是疟疾。我劝他先回去睡了，再请家骅替他买些金鸡纳霜。
“那时我们住的节孝祠里面有一眼很大的池塘，池水是很深的。谦之们住的房间便在池塘边上，池塘的对岸便是节孝祠的大殿了。我们回去的时候，看见谦之在床上乱发谵语。他说——啊啊，你们啊！你们啊！你们在青天白日之下脱得光丝丝的呀！……人家都在骂你们了！……你们有伤风化，有伤风化！……啊啊，我是要保护朋友的，我不怕，我不怕，我要用手枪对待！……
“他说着便一翻身跳起床来，赤着脚一直便跑出房去，口口声声只是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要用手枪对待！’
“他跄跄踉踉地从池塘边上向大殿跑去。我们紧紧追赶着他。
“大殿门外正坐着两桌人在那里打马将牌，打得正在异常起劲，朱谦之大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呀！我要用手枪对待呀！你们骂我的朋友！’他一直向那些人跑去，那些打马将的人看见势火太凶了，连牌也不顾，钱也不顾，把桌子一推，便各人四窜起来。
“祠堂的门限很高，‘我要用手枪对待呀！’谦之一声吼着，把右手向上一伸，踉跄地便跌向门外。幸好我刚好赶上，他的头部还没有及地，我便拦腰抱着他。他还屡次反抗，要把自己的头去碰触地面。这时候，另外又有一位朋友赶上了，又把他的上半身抱着了。
“我们抬着他回房去，但他始终不肯，口口声声仍然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要用手枪对待！’我那时起了一个急智，我便对他说：‘请你好好地去睡罢。等我拿手枪去对付他们，一切事情你都相信我好了。’
“顶奇妙的是他听了我这话便立地平静起来了。
“我们把他抬去睡好后，朋友们都惊惶失措了，我说他只是疟疾，因为热度太高了，所以生出些神经性的症状来，明天包管会好的。但他们都不肯相信我，他们到第三师范去请了一位中医来。这位中医，倒很高明，他一面用金鸡纳霜丸给他吃，一面又开了一张药方。他这是再高明也没有的办法。
“无锡的朋友们对于朱谦之的友情是异常深厚的。他们请了中国医生来看了，还不放心，还要把他抬进医院去。那是无锡公园旁边的大同医院。受诊察的时候，我立在旁边替朱谦之报告病历。一位青年医生，大约是助手，我看他也不打诊，只把脉评了一下，就说入院了。我觉得这位西医也是过分的高明，他又借着中医法门来掩盖自己的妙手了。我问他是什么病？他说要住了几天病院才晓得。我便不客气了。我说，不分明是Mala
ia（疟疾）吗？他说是Mala
ia时，怕是另外一种Mala
ia。
“这位医生也使我佩服到五体投地了。那明明是三日一来复的间歇热，他要说是另外一种Mala
ia。朱谦之入院后，我因为有别的事情，第二天便和伯奇回了上海。后来听说他在院里住了三天，也没有再发一次烧，病就好了。但他的病究竟是那个医生医好的？我不敢替西医吹牛，我也不敢和中医捣蛋。……”
我一面说着，已经走到了无锡饭店的门口了。这座旅馆是第二次来游时住过一夜的地方。那是去年三月间的时候，那时我的日本妻子因为在上海的生活过不惯，已经折回日本去了。我在上海临到人生的歧路，消沉了好久。那时是袁家骅和顾缓昌两人约我们来看梅花，我却不过朋友们的盛情，便又到这儿来住过一夜。那时候同来的有仿吾、尼特，我们居过的房间便是这儿的二楼十七号了。
因为有这样的一番旧情，我走到无锡饭店门首，便自然而然地走进店里面去。
啊，天地间真再没有这样凑巧的事情了！我们走进店里去后，茶房把我们引到的却又是二楼的第十七号房间！
房中唯一的一点装饰便是一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美人牌的广告，但这种俗不堪耐的广告对于我也觉得有几分依依欲动的神气了。
在电灯光下不禁怀念起成仿吾来，几乎又要流出些不值钱的眼泪了。
“成仿吾怕已经到了长沙罢？”C君这么问起我来。
“怕还没有这么快，到汉口要五天。他在武昌要耽搁些时候，恐怕还不会到长沙。”我这样沉抑地回答。
天地间真是有多少出人意外的事情。自从四月我到日本去后，仿吾不久也就到了广东。但在我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了上海之后，完全出乎意外地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从广东回来了，而他这回回来是扶着他长兄的灵柩。
他的这位兄长见比仿吾早到广东不过半年，而他竟至成了灵柩转来！他不是轰轰烈烈地去投了什么人的炸弹，一同被炸死，也不是阵亡，他的死愈见不为人注意，而对于我却愈有不能言喻的悲哀。他有五个儿子寄居在长沙，他假如能庸庸碌碌做些家人生产，又何尝不能供家养口？但他偏又做了湘军的军需处长，远远要到广东去从军。广东的财政穷绌得不堪，客军的湘军有时候几乎没米煮饭。他在这种奇绌的状态之下，不能不四处去找些米粮来使健儿们糊口。但他顾得了军队，便顾不了家庭。他在去年十一月，写过一封信给仿吾，说他寄留在长沙诸儿的学资要仿吾由上海供给。仿吾想方设计汇去了一百五十块钱，这是我所目睹的事。但他终竟因为军事多忙，劳死在他乡了。听说他得的是心脏麻痹的急症，仅仅苦闷了两点钟便溘然长逝了。仿吾也没有赶得及和他见面。像他这样不折不扣的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的人，泱泱的中国中，究竟能有几个？然而他竟死了。他死了又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呢！没有人替他在报章杂志上出专号，也没有人替他流一珠眼泪，替他照拂下他五个无父的孤儿。他这五个孤儿当然要归仿吾一人扶持了，而仿吾的责任还不仅这五个。我听说他的二哥也有五个儿子，而他的二哥除抽大烟之外是一事不问的人，这当然也不能不赖仿吾照拂了。仿吾一个人要担养他这十个侄子，啊，这真是不容易的事！他到上海后，我们于衷切之中也聚首了两天。我们一说到他的家庭上来，他总要把十个指头伸出来，连连地说道：“一双手！一双手！”——啊，他这一双手，一双手！但是谁肯替他分得一只去呢？
仿吾回湖南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而我在他去后的一礼拜，又来下榻在和他一同下榻过的旅馆。我素来是比他不自由的人，如今他比我更不自由了！惯会生儿子的无产者的悲哀哟！
“仿吾的大哥叫作什么名字呢？”C又问起我来。
我说：“叫成汉，号叫劭吾。他是早期的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大学没有毕业就回来了。”
我现在这样地把他写在这儿。我不敢保证：他的名字是不也就和写在水上的一样？
在灯下谈了好一阵，虽明知袁家晔、顾绶昌两人是已经毕了业的，但也打了一次电话到第三师范去问，接电话的人竟回答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哎，相别仅半年，他们又真的往那儿去了呢？
晚饭没在店里用。我们走出街去，我特意选出了一个饭馆，是前回同仿吾和家骅们用过饭的地方。我想起了德国诗人乌兰德（Uhla
d）的一首诗来。诗意是说他在一个渡口过渡的时候，一个人给了两个人的船钱。因为这个渡口是从前他和他的友人过渡过的地方。他的友人死了，但灵魂是还随附着他的，所以一人给了两人的船钱。我在吃饭的时候，想起这首诗来，也很想叫茶房多备几份碗筷，但又觉得过于摹仿了，也就算了。
回到店后，还东鳞西爪地谈了大半夜，以后是睡眠神来下了我的箝口令。
第二日
起床的时候已经是八点钟了。醒是醒得很早的，但因天气冷，好容易费了半夜的体温才温暖了的被窝，怎么也不忍和它离别。荏荏苒苒地弄得肚子有些饿起来了，还是吃饭的问题要紧，只得毅然决然地起了床。
我在这儿发明了一个推倒军阀的秘诀。
军阀！军阀！在二十世纪的现在的中国，要想找一个为万众人所诅咒的东西恐怕没有比得上军阀的罢？什么人都在骂军阀，什么人都在讲推倒军阀。甚至军阀自己也在讲军阀不好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军阀抛掉，做一个不挨骂的平民呢？啊，谈何容易！他们当到一个军阀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们要逢迎上司，要笼络部下，要屠杀群众，要占领地盘，要拍卖同僚，要暗杀几个官长。他们虽然不曾身经百战，但却曾心经百战。好容易得到一个督军、一个巡阅使的地位，这就和我好容易才把被窝烫暖了的一样，他岂肯虚虚受点骂名，便轻轻把这个安乐窝抛掉吗？你们就骂我睡懒觉也好，说睡懒觉不卫生也好，但是在被窝里是要舒服些。我睡在床上，你们如肯把饭送到我口里来，我怕整天整日也不会爬起床来的！
解决问题的关键便在这儿了！
睡懒觉的人，要吃饭的时候便不能不起床。要推倒军阀呢？当然是要使他们饿饭才行！你们常常把饭送到他口里去，他怎么愿意起床呢？把粮税抗拒一下也好，把市罢一下也好，总之要想解决目前的中国的军阀问题，只有饿的一个字。
饿哟！饿哟！伟矣哉饿哟！俄国的革命自然是列宁弄成功的，但也有你老先生的功劳呢！你老先生也把我赶出安乐窝来了。
上面馆去吃了两碗面，看见街上卖的石膏豆腐花（豆腐酪），不免又垂涎起来。自从一九一三年出省以后，这东西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吃过了。
雪嫩的豆腐酪，红得透明的辣椒油，金黄色的虾米，翡翠般的青葱，加上——童年的记忆，这是多么可口的滋味哟！站着便吃，一碗，一碗，又一碗……我们一共吃了五碗。付起账来仅仅一百文钱，我不禁惊愕了一下。但想起童年的情况，已经贵了许多了。
轮船要十点半钟才开。我们把船票都买好了，但离开船还有一个钟头。我们就乐得在运河边上走来走去地看看江南风物。
昏昏的运河上面，浮着无数的小航船。船上有种着花的，种着菜的，养着鸡的，养着狗的。这种纯粹地以水上为家的生涯，我在四川是从不曾见过。我在日本时，看到日本人惊奇地介绍，我也惊奇了。我以为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现在是呈在眼前了。
流浪人！真的要这种人才可以算得是流浪人罢？他们没有一定的故乡，没有一定的驻足处，在水上流来流去，那儿黑了便在那儿睡，那儿病了便在那儿死。他们是纯粹的动物性的，没有带丝毫的植物性。他们羡不羡慕那岸上的杨柳哟，那岸上的杨柳又羡不羡慕他们的生活哟？——不对，我的无聊的诗兴又要发作了。
水是浑浊得不堪，人是纯粹的动物，杨柳是枯槁了的。一篓一篓的黑煤炭压在两人的肩上飞也似的走，飞也似的走……
C指着一个年轻的——怕只十四岁光景——担煤的人对我说：“这个人的面孔很清秀，很像我的一位表弟。我的表弟，家里很有钱，现在在中学校读书，每天每天都是由包车送去，包车接回，但这位小朋友却在这儿担炭！”
C说时觉得很有一番感慨的样子，其实他担炭也还不那么担得起呢。担炭的有五六对人，我们数着，别人要担三次后，他才能来回得一次。我们已经很诧异了。到后来才知道他担一次要息一次，中间一次是和一位老人对掉的。老人不消说也是担一次息一次了。
十四岁的童子和六十岁的老人，在运河边上大汗淋漓地担着煤要饭吃！——诗人！你面皮比城墙还厚的诗人，你的饭吃饱了，你立在那儿要做诗么？
自己很想把刚才吃下去的两碗面和几碗豆腐酪一并用手挖出来了。……
“轮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这不就是轮船吗？”
“唉？！”
我上了轮船还在问轮船。原来从无锡到宜兴才是不经过太湖的，我们所乘的“轮船”仅仅是在运河中通行的一对划子。这种划子，假使不是下江人，恐怕谁也不会有“轮船”的观念罢？一只有蒸气机的在前面拖着，拖着后面的一只坐船。坐船上面也有房舱，也有客舱，也有大餐间，更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坐位叫做烟篷。我起初听说烟篷在船顶上，而且价钱最便宜，便主张买了烟篷票。但谁知走上船来一看，所谓烟篷是坐在船篷上几乎连腰不能伸的一种坐位，头上还顶着一道布篷。像这样的第四阶级实在不敢领教了。于是又才改了房舱。房舱比大餐间还要贵。原来房舱是在船的两侧的，相对的两个木板铺位上只能坐四个人，靠着后壁有一个小小的长台，四只脚是放在两边铺上的。所谓大餐间便在房舱后面，是两个房舱打通了的一个大间，里面铺位多，可以多坐几个人，所以大餐间反比房舱还要便宜了。所谓客舱呢，是在房舱前头的一个通间，比大餐间的坐位更多，所以价钱更便宜了。
我们把烟篷票退了，改坐在元号的房舱里面，我们在这船上算是做了一次元首了。不过这船上的元首实在比中华民国的元首还要不好做。五尺立方的一个房间，立的时候不能抬头，睡的时候又只是两张木板。一个门道只有三尺高，从这门进去还要下几段阶段。这与其说是房间，宁可说是崖洞呢。从这崖洞望出去。所能望见的不过是些衰败的草岸。水是浑得不像样子的，轮船走过时所卷起的潮浪把水里藏着的一些瓦砾的遗尸卷上岸头，又跌落下去。门外的过道还没有一尺宽的光景，烟篷上的先生们时而把两只火腿吊下来，把下衣一揭开，便立在门下小解。很有些明哲保身的，深怕跌下水去，连把一只脚踏在船边上也都不敢，小心翼翼地把背弓着紧紧靠着船壁，然后洒起杨枝露来。露水刚好洒在船边上，从舱口溅进舱来可以溅在你的脸上。但你把他有什么办法呢？不怕你不便的就哇啦你的不便，但是他便的也应该图他自便。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在这儿要谈几句正经话了，我们中国人广行方便的程度，实在有些出人意想之外的。吃的水道下面便是粪坑，睡的枕头旁边便是马桶，东方人的超然物外的精神，真正是超之乎其所不超了！譬如就在这小小的鸭子船上罢，既是大餐间也有，为什么不安放一个尿缸，或者凿一个行云流水的圆洞呢？男的先生们怕得连船边都不敢踏，懒得连向船尾去的几步路都不敢走，他们实在是大便而特便。但是女的娘娘们却怎样呢？我恐怕就有些不便了罢？她们因为有这点不便，或者会至于一天两天也得不便。啊啊，“苦矣”，蹐跼在烟篷的先生们的屁股底下，在脑筋里来来往往的都是这些事，连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写下去了。有伤风化，有伤风化，再写文雅一点罢！
“这船怎走得这样慢呀？到宜兴去究竟要几个钟头？”
“足足要九个钟头。”
“啊呀，不得了，不得了！”
“要走一百四五十里路呢。”
“啊呀，不得了！不得了！怪不得连动也不见动的一样。”
“已经要比那些木船快得多了。”
“你念过李太白的诗没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但我也读过，‘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呢。”
“啊，那是上水船呢，那正形容得四川的下水是很急的。要是下水船，在我们四川的确有一日千里之势。我最初出省的时候从我家乡的乐山县城坐船到重庆，只有三天多点的光景便到了。走旱路是要走十天的。那是大水天，船走起来真是痛快，只见两岸的山和两岸的树在左旋右转着倒退。最有趣味的是船到宜宾的时候，在那儿的城墙东面，金沙江的水从西南流来，跟岷江相汇。岷江的水是青的，金沙江的水是红的。金沙江红得就和鲜血一样，浩浩荡荡地流来，一和岷江相汇，便刀斩斧断地当下消灭了。河面立地浩大起来，岷江的青水浮在上面，金沙江的红水都藏在下面去了。但是青红两水在水面下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水面上才看见是一汪青水，但不一刻便涌出血红的花朵来了，真像在开花的一样，在开千叶牡丹。有声有色地开着，滑啦，滑啦，火火火火火，花花花花花，有声有色地开着，开着。在浩大的河面上起初只开出三五朵，渐渐开大起来，渐渐开多起来，一列一列地，一列一列地增加起来，增加起来。青的水面渐渐要被花开满了，花开满了，花花花花花花……一河都是血花。河风又非常浩大，血河里的漩涡单是直径便有四五尺的光景。我乘的是一只小船，载子又没有十分载平稳，被风横腰一吹，骨噜噜地便落在漩涡里打了一个旋转。刚好出了漩涡，又被风横腰一吹，又骨噜噜地落在别一个漩涡里，又打一个旋转。那种凄怆的状态，煞是怕人！在那儿的岸上，又独于是没有草木的、赤裸的山崖，呈着惨红的肉色，就好像人把皮肤剥了一样。我平生遇过不少的怪事情，都没有那时候的心绪凄惶悲壮呢。这儿的水那里会说得上来哟！”
我大吹而特吹地吹，把C好像骇倒了。他只是圆睁了好几次眼睛。但我在这儿要稍微打一点折扣，这个光景是我十三年前的回忆了，初从乡里出来的人还没有见过世面，因为惊惶过甚，或者有形容失实的地方。总之至少七成总还是有的罢？再要讲价我就不干了。
“已经几点钟了呀？”
“快三点钟了。”
“四，五，六，七，还有四点多钟；怎么办呢？一本书也没有带来”
“写罢。”
“写什么呢，”
“写小说罢！”
“晤，写写小说。小说是要好写些，一写就跟泻肚子一样，滔滔不尽地源源而来。（又来了！但是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头上顶着的是别人家的屁股呢！）”
“那就写罢！”
“写呀！写呀！”
“昨天在往沪宁车站的电车里面。
“有两位年轻的姑娘和一位白胖白胖的中年妇人（怕是她们的妈妈）坐在我的旁边。
“电车是满了员的。
“车过大马路的时候，有位很颓丧的中年男子搭上车来，一挤便挤在年长一点的（有十六七岁光景）姑娘面前站着。
“这位中年男子把头一埋便擤起鼻涕来。不幸，或者是他的大幸，他的鼻涕飞溅到姑娘的衣裳上去了。青绸羊皮袄的脚边上带了一珠，中年男子赶快把手绢拿出来替她揩了。姑娘又把左脚翘起来，绿色的绒线鞋子上又有一珠。中年男子又赶快把一只手去接着她的脚，又用手绢去替她揩了。揩了之后，——啊，完全出人意外！这位中年男子把那张乌黑的手绢立地拿到自己的鼻子下面去了！
“啊，他到底是在揩自己的鼻涕，还是在闻那姑娘脚上的香气呢？
“他到底是通常不爱干净的人，还是有点变态性欲的所谓近代文士呢？——
“我这个疑问无法解决，我只看见那白胖白胖的中年妇人白了中年男子两眼。”
我把那个靠壁的小写字台，取来放在铺位上，拿出我在日本学了十几年的席地而坐的功夫，便在铺位上盘坐起来写了这一篇，——什么呢——不成**的短品。我做文章的惯病是先做好文章再安题的，我做好了，回头在前面写了“一个疑问”。
当我在写的时候，我看C也在写。他是躺在铺位上，用铅笔在日记簿上写着的。
两人都没有话说，再写罢！
“朋友们在‘消闲别墅’吃夜饭。
“席终我去小解的时候，只能容一个人的便房里面，已经有一个人先在了。我只得在门外候缺。先来的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匆匆忙忙地走来了一个人，他不管我是在门外等什么，一手把我拦开，便一手把门柄握着了。我只得又在门外候缺。
“接着又来了一个人，又用同样的态度把我拦开了。这样接连地换了五个人，我看见又有一位穿西装的先生匆匆忙忙地跑来了。哦呀，不得了，我这回不能再讲无抵抗主义了！西装先生一来，我便先挡着他。
“我说里面已经有人，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半天了。
“不知道他是聋子呢还是不懂我的话，他把我一手拦开，不等里面的人出来，便先跑进去等候着了。
“我不禁冒了火，在门外便大声地责骂：
“你们太不讲公德！别人在门外等了半天，你们只图自己的方便！
“这位西装先生却很有点娄师德的精神，不怕我在外面就如何的骂，他只悠悠然洒着他的尿，一点也不作声。
“他出门来了，我的气还没有平，我还骂了他几句。
“但这位西装娄师德不唯没有作声，竟连头也不抬，匆匆忙忙地又跑了。
“我自己倒惭愧了起来。
“我觉得我这人真是野蛮，一开口就要把人得罪。
“嗳，像我这样动辄得罪人的人，无怪乎在我们的礼让之邦，要连一个洒尿的机会也得不到了！”
又写了一篇。这安什么题呢？雅致一点的是“如厕”，粗鲁一点呢是“没有洒尿的机会”。不过这样一来便会把人骇倒了。有人说屎尿等字是不可以入文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特性，他们在青天白日之下拉是可以拉，但你在文章上写却不准你写的。为什么呢？是尊敬屎和尿吗？是和怕犯圣讳一样，犯父讳一样，不敢犯它吗？不管！不管！现在连丘二先生也都拉到了粪坑里了！直捷了当些罢，就写“没有洒尿的机会”。
我把题写好了，回头去看C时，他倒在梦见丘二了。他靠在壁上，把拿着铅笔和日记簿的两手叉在胸上，已经颓然地睡去了。他的口是张着的，脸色有几分灰青，我不禁惹起了几分伤感的情趣。
啊，C君哟，你也未免太可怜了！你本是学农的，犯不着要来做什么文人，在中国的现代要做文人，是等于自杀呢！
我想起他这一年来的失业，他在虹口小菜场上替别人做过几个月的店阿大，后来又去为教会的先生们整理过几个月的圣经。在江浙未开火以前他本是要往奉天去就一处农场的职务的，但不幸江浙开起战来，接着奉直也开起战来，于是他的行期就和中国的统一一样，无期延期了。他要侍奉母亲，要扶助两个妹子，而他却也和我一样在上海市上做了一个无业的流氓。啊，他这半年来恐怕也有些倦于营生了罢……
啊，太无聊了！太无聊了！还是写！还是写！
“在上海能够起早的人，总会有这样的经验罢？
“无论在那处的十字街头，只要过往的人多的地方，在一个街角上总有一个卖饭团的人。赭红色的深桶盛着一桶热饭，只要你把铜板给他，他便捏个饭团给你。你如果喜欢吃油条，也可以叫他把油条夹在饭团的心子里。
“在这卖饭团者的旁边，必定还有一个卖臭油豆腐的人。一个铜板两个，他替你盛在碗里，用剪刀剪碎，加上羹汁，再加上佐料。这便是你吃饭团的人的清羹。
“自己的铜板只可以够买饭团的人，买了一个饭团，便捧着一面啃一面走开了。
“有的铜板还有些剩余时，便要围到这油豆腐担上来，吃得非常起劲。
“油豆腐担上大抵还放着一大碗猪皮，煮熟了的。这更是一种盛菜了。
“买了饭团，买了油豆腐，还要想吃点荤菜的人，便要来吃点猪皮子了。
“我刚从日本回家的第三天，那时我还住在二马路的一家旅馆里面。清早我一个人出去想买点吃的东西，我在石路和四马路交叉的地方，在一只街角上便看见了这两种摊贩。
“有一位穿得很褴褛的男子走来，他是黄包车夫，或者工人，我不知道。
“他走到油豆腐担上来，在一碗猪皮子里面，挑选又挑选地选了三点猪皮。
“他问卖油豆腐的人：‘格个几滴盐呀（这个几个钱）？’
“‘四个铜板。’
“‘四个铜板？吃弗起！吃弗起！’
“‘吃不起就拉倒！’
“卖油豆腐的人忙着去应酬别的主顾，说的时候连头也没有抬起来。
“想吃猪皮的人，把三点猪皮子睁着眼睛看了好几眼，咬紧牙关吞了好几次口水，又才没精打采地走了。
“这儿有一个教训：
“世界上有吃猪肉而不吃猪皮的人，也有想吃猪皮连四个铜板也拿不出的人！”
我这笔就好像上了肥料的大葱一样，只是冲呀，冲呀，不管它好好歹歹总已经又写了一篇《四个铜板》。我素来是文思很迟钝的人，今天是怎么搅起的呢？是谈屎谈尿的太谈多了，真的上了肥料吗？还要想写呢。我昨天清晨想写的东西因为事忙还没有写出来，索性在此一道写出罢！以后怕没有时候，以后怕会忘记了。
我这回先写了一个题是“两种人情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