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天王府向石达开送来一份措词强硬的诏书，要求石达开在11月1日前从天京退回安庆。
天王府派来了李春发宣读诏令，秦日纲派秦日南、吴捷派康可铨率军护卫。在外界看来，天京城内再次团结在了一起，天王府、燕殿、东殿团结起来一起对付石达开。
同时，吴捷派出右二军炮艇，在秦淮河、长江一带游弋，公然向石达开示威。
10月29日，石达开与吴捷达成转让子弹底火技术的协议。11月1日，他最终接受最后通牒，退兵返回安徽安庆。
天京城内暂告无虞，暂时恢复了平静。天王府终于发布诏令，公开了洪秀全的死讯。蒙得恩顾及洪秀全的威名，说洪秀全听闻杨秀清死难，悲伤过度，升入天堂，与杨秀清团聚。
接连几天，蒙得恩都在忙着为洪秀全举办葬礼，筹备洪天贵福登基仪式。吴捷这边，也在安排人手清理东王府，加强天京城防。
各项工作都很顺利，唯独有一项工作暂无头绪：寻找东王印玺。
印玺象征着正统。有了东王印玺，吴捷拥立傅尧为幼东王，更加名正言顺。傅尧继承东王称号，就能顺便继承太平天国正军师的名号，对天国上下发号施令。
袭爵也就算了，还能继承官职？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太平天国却并非什么稀罕事。
太平军打天下时，为鼓舞士气，洪秀全、杨秀清曾多次发布诏令，强调但凡是开国功臣，其爵位、官职由子孙世袭。
按，明代官制，军官世袭，王、公、侯、伯等爵位亦是世袭。官爵世袭容易造成阶层固化，增加财政压力，削弱皇权。
到了清朝，王公贵族爵位虽是世袭，但每世袭一代，就要削减一级。爵位降到一定程度后，连俸禄也被取消。除此之外，王公“不锡土”、“不临民”、“不加郡国”，与京官无异。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晚清时，京城内王公贵族满大街，却有不少穷困潦倒者。即便是郡王贝勒，亦不乏举债度日的。
太平天国则明令规定，功臣宗亲的后代，不仅可以袭爵，甚至还能继承原有的官职。这并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确实施行了的。
历史上，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逼走石达开，以蒙得恩为辅政大臣。蒙得恩病死后，其子蒙时雍袭爵，继续襄理国务。但蒙时雍太年轻，心智还不成熟，哪能担此大任？
特别是，蒙时雍还要负责与洋人打交道。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未受教育，见识又浅，哪是洋人外交官的对手。蒙时雍自己闹了很多笑话，也影响了太平天国威名，受到洋人的耻笑、轻视。
吴捷为东殿盟主，强奉傅尧为东王世子。既为东王世子，就要继承杨秀清正军师的职位，进而总揽太平天国军政大权。
尽管东王府内尚未清理完毕，吴捷还是在11月3日搬进了东王府，以此象征东殿的再次崛起。
经过天京事变，东殿活捉了韦昌辉，逼走了石达开，一场动摇国本的内乱终被平息。吴捷威望大涨，不仅坐稳了东殿盟主的交椅，还隐然成为天京城内最强的实力派。
看似宁静的天京城内，正酝酿着一场新的权力之争：在太平天国的地盘上，到底是东王府说了算，还是天王府说了算？
双方看似相安无事：天王府在忙着为洪秀全办葬礼，为洪天贵福办登基典礼。东殿则在忙着整肃城内秩序，处理善后事宜。
按照华夏政治传统，任何政权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太平天国也不例外，一场新的交锋即将在天王府和东王府展开。
吴捷手握重兵，挟带靖难余威，却并未急着向天王府发难。一来，洪秀全尚未下葬，洪天贵福尚未登基，吴捷不想逼人太甚。二来，东王印玺尚未找到，吴捷底气不足。
天京情报站已经搜查将近一个月了，依然没有收获。按道理，9月3日天京事变爆发时，极其突然，东王府上下都无防备。当天，东殿官员大多死难。
东王府内负责掌管印玺的是东殿簿书。簿书掌管文书，听似不起眼，似乎只是个普通书吏，实则极为关键。
太平天国没有议政制度，所有军政大事都由东王杨秀清一人裁决，以文书的形式处理。杨秀清不识字，不能亲自处理文书，自然就要格外倚重东殿薄书。
东殿簿书极为重要，除了要精文墨、富韬略，还得是杨秀清的心腹。天京事变前，历任东殿簿书为曾水源、李寿春、李寿辉、卢贤拔。
（傅善祥为天国第一届女状元，曾为杨秀清管理文书。杨秀清为她特设一职，称东殿内簿书。）
天京情报站要找东王印玺，首先要从东王府找起。他们翻遍了东王府的角角落落，却并未找到印玺。
天京事变后，东王府附近的军民趁火打劫，把东王府洗劫一空。天京情报站又借调左七军兵马，挨家挨户搜查访问，依然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情报站站长叶芝改变思路，决定从东殿簿书卢贤拔处找起。天京事变后，人们并未找到卢贤拔的尸体，也许卢贤拔带着东王印玺逃走了。
叶芝带着二十多个特工，日夜探访卢贤拔，却始终搜查不到卢贤拔。他们只好推断卢贤拔已经死于天京事变，尽管并未找到他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