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勇于任事，与咸丰交谈时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敢于直抒己见，与那些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老臣们形成鲜明对照。
更难得的是，此人聪明绝顶，有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一篇文章只扫一眼便熟记在心，正所谓“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
因此，咸丰很喜欢与肃顺交谈。肃顺则力请“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这些主张，“皆当上意，遂获心简”。肃顺也更得咸丰赏识，直至“入赞密勿，所言蔑不见听”。
“五宇号官钱案”，正是肃顺在户部尚书任上发现的一件大案。这桩案件，有着非常深刻的时代背景，牵连甚广。
太平军金田起义以来，清廷军饷开支浩荡，财政极为拮据。为解决财政问题，咸丰决定发行纸钞。具体来说，就是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发行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
户部官票也好，大清宝钞也好，本质上都是没有硬通货支撑的废纸，并不受民间欢迎。
为了强行推广这些钞票，户部奏请在京城内外设立官银钱号，即乾豫、乾恒、乾丰、乾益，俗称四乾官号，发行以宝泉、宝源二局所铸卯钱为票本的银钱票。
四乾官号发行的银钱票，主要用于发放八旗官兵粮饷，坑得是满人自己人，对社会的影响不算太大。
到了1853年，革命军在岭南坐大。清军既要防太平军，又要防革命军，财政更加紧绌。咸丰见暨南军政府发行法币，又得到广东商人的鼎力支持，自然是分外眼红。
以咸丰的见识，自然不懂得信用货币，更不懂得现代金融。病急乱投医，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咸丰决定引入商人，借商人发行纸钞。
1853年春，商人白亮、刘宏振呈请捐助钞本，承办钞务。“自古行钞，未有借资于商力者”。但此时的咸丰已经六神无主，完全顾不得祖宗家法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同意了白亮、刘宏振二人的奏请。
商人的介入，直接打开了财政贪腐的潘多拉魔盒。
同年秋，由商人投资的五家官钱号开机印钞，即宇升、宇谦、宇丰、宇恒、宇泰，合称“五宇官号”。这是大清帝国最大的金融机构，洋人对此极为欢迎。
要知道，著名的英国渣打银行也只是在1853年初建立的。洋人认为，“五宇官号”将会成为大清帝国财政管理的得力工具。大清吃到甜头后，一定会投入重商主义的怀抱。
然而，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五宇官号甫一成立，便大量滥发面额巨大的新币，导致官号银钱兑换资本空虚，迅速演成了“钱重票轻”的窘局。纸钞贬值严重，信誉每况愈下。
满清滥发纸钞，不仅没有纾解财政，反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老百姓日用品的价格，也迅速飞涨。贪官污吏和奸商乘机勾结，强迫流通钞票，“侵占挪用，拒收买抵”，从中牟取暴利。
清廷发行纸钞失败，恶果完全转嫁到了百姓头上。根据当时的记载，“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各粮行抬价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
这本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清廷想借发行纸钞解决财政难题，却根本不作认真的准备。户部无人主持此事，反而委托给几个居心叵测的商人。
官号发行纸钞毫不计算白银储备，亦不管存银之多寡，只知道盲目印钞。白亮、刘宏振两个始作俑者的商人，知道纸钞发行出了纰漏，想暂停发钞。
然而，战车一旦启动，就难以停止。各级官吏都从纸钞发行中发了财，白亮、刘宏振想停止发钞都不行了。
肃顺担任户部尚书时，纸钞贬值极为严重。京城以外的官商绅民，纷纷拒收纸钞。而当时的户部堂官，却还在尽力遮掩此事。
近代史学家评价肃顺，“治事之猛，识别之精，不避权贵，尤不顾八旗贵胄，故宗室旗人，恨之尤甚。”
当时的反对派则说他“屡兴大狱，窃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贼害，怨毒繁兴。”
不管怎样，肃顺为户部堂官，勇于任事，又蒙受咸丰赏识，决心彻查纸钞信用崩盘的始末。
他从官钱总局和“五宇官号”查起，发现五宇官号的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严重不符。顺着这个线索，肃顺刨根究底，调来刑部侍郎陈孚恩等得力干将，将整个户部掀了个底儿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