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因此我们要搞清楚人类的历史，首先要搞清楚人即民族，民族是创造人类历史和文明的主体。因此，为了搞清楚中国历史和文明，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东亚大陆的民族起源和发展。
平安、温饱和自由是人类获得快乐和幸福的基础，但是生活在洪水泛滥、地质灾害频繁的末次冰河期中后期的古人，他们要获得平安非常困难；冰河期人类只能局限在温暖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生活，人类生活的区域往往都是人口拥挤、资源匮乏，人类要想获得基本生活保障非常艰难；人类早期社会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的社会管理制度具有野蛮、残忍、人性的特点，生活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人类在精神和行动上没有自由可言，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因此，人类的大迁徙给中下层人民改变命运、追求人生梦想提供了机会，这些抓住机会，勇敢参与大迁徙的民族，后来都成为了世界各地的伟大民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王者。
冰河期极度寒冷和干旱的气候，将地区绝大多数的陆地都变成冰盖区和荒芜区，这些冰盖区和荒芜区基本上都是人区，因此，在人类大迁徙初期，人类很难遇到自然界的天敌，人类的天敌只是人类自己，因此，迁徙民族只要避开人口稠密区，迁徙活动就可以顺利进行。因此，在人类的大迁徙过程中，为了避免族群之间冲突，迁徙人群总是选择人区和人烟稀少的地区进行迁徙，在末次冰河期中后期，东亚、美洲、中亚、中东和欧洲等大陆地区是自然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的适合人类生存的人区或者人口稀薄区，因此这些地区成了人类主要迁徙的地区。
在人类大迁徙的过程中，由于海洋民族、采集民族和狩猎民族的机动性比农耕民族强，因此他们比农耕民族更早迁徙，但是早期迁徙的民族在迁徙过程中，他们相互独立，很少接触，海洋民族迁徙目的是寻找新的居住地、水源、陆地食物、打渔海域等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集中在海岸河口地区，因此海岸河口地区是海洋民族的迁徙目的地；采集民族的迁徙目的是植被茂密深林和山谷；狩猎民族迁徙的目的地是动物可以自由生长的大草原。
在人类大迁徙的过程中，由于农耕民族需要较为苛刻才能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农耕民族的迁徙比海洋民族、采集民族和狩猎民族等民族的迁徙晚一些。但是农耕民族可以得到很多后发优势，如果从采集民族和狩猎民族那些获得丰富地理和气候信息，获得迁徙的向导和帮手等，使得农耕民族很容易在广袤垠的内陆地区找到适合建立村庄，开发农田和牧场的地方，由于农耕民族具有务农、养殖和畜牧等方面生产技能，因此他们可以给合作者提供稳定食物，因此采集民族和狩猎民族也喜欢加入农耕民族的队伍，并逐步于农耕民族融合为新的民族。
在末次冰河期中后期，中国南部、中南半岛、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是现代人类的主要生活区域，当时人口最多的农耕及畜牧民族等黄种人定居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泰国和缅甸等地区，而棕色人和白人主要居住在南亚次大陆的南部和西北部。
农牧民族从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原著地展开迁徙后，该地区农牧民族其中一部西迁进入南亚次大陆东北部地区，后以居住在南亚次大陆的棕色人和白人遭遇，农牧民族为了避免直接和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农牧民族的西迁只能通过青藏高原的人区进行，这就是今天南亚次大陆东北部、青藏高原等地区分布着黄种人农牧民族的原因，这些黄种人就是藏族和羌族的先祖，今天藏文化和羌文化与泰文化和越文化仍然存在很多共性和同源特征，藏zang在泰语中意义是大象，大象是泰民族的图腾和崇拜偶像，因此藏泰一家亲，藏民族曾经居住地有尼布尔、不丹、那烂陀等，在泰语中尼布尔（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nib是“好爸爸”的意思，不丹ban是“红衣族、红衣人”，那烂陀（佛祖释迦牟尼传教的地方）是“有家有田的学校”；羌iang在古越语中是强者和朋友的意思，羌族与泰越民族曾经是并肩战斗的好兄弟。
农牧民族完全征服青藏高原后，这些农牧民族继续向西迁徙，翻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印度河流域地区，在这里黄种人、红种人和白人产生融合形成新民族，这些新民族是中亚人和中东人的先祖，从此印度河流域出现农业文明，目前该地区仍然存在很多古越语地名如纳兰naan，在古越语中na是农田，an是家园（西方语言一般拼写为an），纳兰是农家的意思。同时，高原农牧民族也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开发塔里木河及罗布泊农业区，建立了伟大的楼兰国，在古越语中楼是“我们”的意义，兰an是家园，楼兰是我们的家园。因此高原农牧民族是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各民族的主要先祖。
东南亚农牧民族的陆路大迁徙主要在东亚大陆即中国大陆进行，随后发展都西伯利亚地区和美洲大陆，以及中亚、中东、地中海沿岸及欧洲等地区。为了揭示东亚地区的民族起源，在此我们将重点研究东亚大陆地区的民族起源及发展。
在以往章节里，我们已经叙述了东南亚农牧民族从中南半岛农牧业发祥地和根据地出发向广东、福建，以及湖南、江西、安徽、浙江和江苏等中国长江以南地区迁徙，随后他们越过长江向湖北、河南、江淮、山东、河北等地区迁徙的情况，在此我们不对这段迁徙进行详细论述。
总之，东南亚农牧民族在中国南方和中原地区完成大迁徙后，他们在迁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先到达该地区的海洋民族融合，形成了形成以从事海农和工商等混合经济为生的新民族，即合浦人、雷州人、湛江人、潮汕人、闽南人、温州人、渤海人等古老民族。他们与先到达中国内陆地区的瑶族、苗族、畲族等部分民族，融入为杨越、闽越、东瓯、西瓯等百越民族，没有被融合的瑶族、苗族、畲族等转入山区，以及狩猎、捕鱼和采集为生。
经过周密的科学研究，我们认为东南亚农牧民族从广西西北部云南东南部即百色盆地及文山地区出发越过云贵高原向四川地区、秦岭以北地区，以及以秦川地区为中心向北、向西、向东的迁徙，对中国和世界民族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和重要作用。往下我们将重点研究这个迁徙过程。
大约在距今4.5万年至距今3万年之间，东南亚的农牧民族成功移民到中国西南和云贵高原地区。
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广西宁明芭莱岩画详细记录古人类进入广西左江河流域地区时的情景，从岩画的情景分析，当然的古人类具有一定组织形式，他们携带武器和工具、会使用独木舟和车轮等交通工具，他们饲养牛、猪、羊、狗等动物，这些古人对山川等地理现象、太阳等天象有充分认识，说明他们已经具有一定地理知识和天文知识，芭莱岩画的人形蹲式画风，以在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老挝和越南等地区发现的古老岩画风格一脉形成。这说明东南亚农牧民族曾经从此进入广西地区，岩画的颜料一般是朱砂（主含硫化汞HgS，朱砂除了用于绘画，还是宗教仪式的辟邪之物），岩画是古人一种纪念祖宗的宗教仪式，也是古人标记祖先迁徙道路的路标。
东南亚农牧民族在广西及云南地区定居和发展成功后，农牧民族继续北迁，他们首先开发云贵高原上的农牧区，他们在金沙江南岸宜宾珙县留下大量岩画和悬棺，珙县岩画的风格与芭莱岩画的风格非常相似，说明这些古人属于同一个文化族群。这批古人类以泸州至重庆的长江南岸河谷平原和丘陵为根据地，在重庆地区度过长江，沿嘉陵江北上开发四川盆地东部，在该地区建立古巴国；另一支古越民族在泸州地区渡过长江，沿沱江北上进驻成都平原，开发四川盆地西部及青藏高原南麓等地区，在该地区建立古蜀国。因此巴人和蜀人是四川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他们都是古越人的后裔。
古越人完成对四川地区移民和定居后，大概在距今3万年至距今2.5万年之间，古越人对松潘高原、秦岭、秦川、河西走廊、黄土高原、蒙古高原、东北平原、西伯利亚、北极、北美等地区展开迁徙、移民和定居，迁徙到这些地区古越人成为这些地区未来民族的先祖。
在阶段最伟大成就之一是，古越人在松潘高原和秦川地区，适应了高寒环境和北方气候，他们成功地发展了适应高寒环境和北方气候的新型农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功驯化和种植了青稞、大麦、小麦、粟、高粱等农作物，并成功驯化和养殖牦牛、牛、驴、羊、猪、狗、鸡、鸭、鹅等畜禽，最终他们发展为有别与巴人和蜀人的新民族——居住于松潘高原及河西地区的氐族；居住于青藏高原东北地区的羌族；居住于秦川地区及黄河河套地区的华夏族。
后来华夏族发展成东亚大陆领导民族和主要民族，在东亚大陆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建立国家的统治阶层都以华夏族自居。因此，往下我们重点研究华夏族。
华夏族的族号我们在以上章节讲过，在此不再重复。按照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华夏民族兴起于陕西秦川地区，发展壮大于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
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从周朝开始，由于早期民族具有半农半牧的特点，因此他们要经常搬家开发新耕地和新牧场，这种生产和生活特点使得很多民族很难建立稳定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方式，因此很多民族没有建立自己的文化系统，更不可能记录自己的历史。因此，周朝的朝廷史官们未必知道华夏族的起源和历史，往后朝代的朝廷史官更不清楚华夏族本源，他们只能按照周朝记录说事。当过往文献不能解答民族问题时，史官们只能根据被研究民族的长相、语言、文化和习俗等来进行民族关系的确定及划分。
周朝创立之初，也许整个东亚大陆的人类都是黄种人，而且这些黄种人在语言上都将以古越语类似的语言，华夏族仍然可以与这些民族进行顺畅的语言相通；这些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方法、社会制度和宗教习俗等方面与华夏民族大同小异，因此周朝史官将东亚大陆的黄种人民族全部划归华夏族，将这些民族全部作为周朝的统治对象。
在这里我们不能怪罪周朝史官，他们人种和文化概念划分民族没有问题，问题只是各民族在族号上有争议，当然如果从泰越文化特点分析东亚大陆的黄种人民族都称为华夏族也没有问题，问题只是其他民族不愿意放弃自己祖宗的名号，使用别人祖宗名号。但是，朝廷的声音就是国家法律，它将影响每一个国人的谋生和生活，因此，很多弱小民族很快接受了周朝封号和收编，而很多强大的民族因为族号问题站在周朝的对立面。
从周朝开始，黄种人都是华夏族，黄河流域是华夏族的发祥地，甚至是全人类发祥地，这个被生硬创造出来的文化概念，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传统而神圣思想观念，黄河流域地区成为黄种人的发祥地，也是东方文明的发祥地。不认同和不符合这种历史观念的民族都是异族，异族等同于敌人，“感化四方，归宗华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文化我族，武镇蛮夷”等民族政策也被朝廷文官制定出炉，当然作为朝廷制定任何政策都不过分，只是国家有没有那么多成本和精力去应付矛盾、冲突和战争。
现在我们再讨论华夏族是否是东亚黄种人总族号的问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现在已经不要认证民族身份去参加科举考试，或者担任朝廷官员、做朝廷生意了，大多数社会已经没有种姓制度和门第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