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天宫的那个齐天大圣会低三下四撒泼打滚求人办事吗？不会，但取经的孙行者会，不是因为他变弱了，也不是他的锋芒被磨灭了，只是他学会了收敛自己的锋芒。
在《西游记》中，取经这条线上，唐僧的作用是绝对的，把握大方向，粘合几个徒弟，确保最后的结果，其他几个人的定位也不能否认。
但如果从悟空的角度，悟空的成长线甚至是可以独立在取经线之外。
如果是“悟空成长记”，其他一切都可以称为悟空成长的经历，包括取经。
最后再说一句，没有唐僧就没有“西行取经”，但没有孙悟空，《西游记》还能剩下多少？
那么再说说另一个很感兴趣的天庭的话题。
而祝守一觉得喜欢《西游记》的不少读者应该都听说过一种观点，那就是书中的天庭非常腐败，有背景的妖怪都安然回去了，没有背景的妖怪几乎都难逃一死。比方说奎木狼（黄袍怪）私自下界十三年，不知道干了多少坏事，但最后的处理却不过是罚他去给太上老君烧火，连工资都没扣；而车迟国的虎、鹿、羊三位大仙，明明没招惹唐僧师徒四人，却愣是被孙猴子耍手段给活活弄死了，上哪说理去？
这个道理表面上站得住脚，但存在这样想法的人，大多都没有认真看过原著。
如果细读原著，你就会发现，奎木狼和虎鹿羊三位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神仙，后者是妖怪。
列位，《西游记》中的神佛、妖怪、人各自属于不同的阶层，而规则只能在同一个阶层里才能通用。也就是说，神佛杀妖怪、妖怪吃人（当然神佛也可以吃人）是天经地义的，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负担，更不需要讲什么规则。这就好比我们这些人类与菜市场里的鸡鸭属于不同的阶层一样，你中午去买只鸡杀了吃，不用有任何道德负担、更不会违反法律，因为人不需要和鸡鸭讲规则。
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西游记》里的天庭其实相当靠谱：奎木狼下界十三年，不管他怎么为祸人间都不需要承担责任，玉帝只需要处罚他无故旷工十三天（天上一天地上一年），非常合理；而孙悟空作为神仙中的一员（在做“齐天大圣”的时候已经入了仙籍），想要干掉虎鹿羊这三只妖怪那是随心所欲的事情，谈不上什么“道德问题”。这就好比你旷工几天，在家里吃了一条鱼、无聊还踩死了几只蚂蚁，单位会怎么处分你？当然是处分你旷工，断不至于说你吃了鱼、踩死了蚂蚁就是“没有道德”甚至“违反法律”，要扭送你去公安机关。
“规则只能在同一个阶层发生作用”，这才是《西游记》对现实最大的讽刺。大家联想一下历史乃至身边的现实，就知道这部看起来写神神鬼鬼的小说，实质上是有多么了不起。
所以在祝守一看来，《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最杰出的充满奇思异想的章回体神魔小说。作者吴承恩运用浪漫主义手法，翱翔着无比丰富的想象的翅膀，描绘了一个色彩缤纷、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创造了一系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这个超凡入圣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在奇幻世界中曲折地反映出世态人情和世俗情怀，表现了鲜活的人间智慧，具有丰满的现实血肉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西游记》以它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把读者带进了美丽的艺术殿堂，感受其艺术魅力。
《西游记》的艺术特色，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是幻，一是趣；而不是一般的幻，是奇幻，不是一般的趣，是奇趣。小说通过大胆丰富的艺术想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创造出一个神奇绚丽的神话世界。《西游记》的艺术想象奇特，丰富、大胆，在古今小说作品中罕有其匹的。孙悟空活动的世界近于童话的幻境，十分有趣，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稀奇有趣的妖怪，真是千奇百怪，丰富多彩。浪漫的幻想，源于现实生活，在奇幻的描写中折射出世态人情。《西游记》的人物，情节，场面，乃至所用的法宝，武器，都极尽幻化之能事，但却都是凝聚着现实生活的体验而来，都能在奇幻中透出生活气息，折射出世态人情，让读者能够理解，乐于接受。
《西游记》的艺术魅力，除了它的奇异想象，就要数它的趣味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可以说是趣味性和娱乐性最强的一部作品。虽然取经路上尽是险山恶水，妖精魔怪层出不穷，充满刀光剑影，孙悟空的胜利也来之不易，但读者的阅读感受总是轻松的，充满愉悦而一点没有紧张感和沉重感。
《西游记》的奇趣，跟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相辉映。孙悟空豪爽、乐观的喜剧性格；滑稽谐趣却憨厚朴实的猪八戒形象。他们幽默诙谐，机趣横生的对话使文章增色不少。人物的性格常常通过富于揩趣的对话得到生动的表现，这也是《西游记》充满奇趣的又一大特点。在人物描写上将神性、人性和自然性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也是造成《西游记》奇趣的重要原因。所谓神性，就是指形象的幻想性；所谓人性，就是指形象的社会性；所谓自然性，就是指所具有的动物属性。《西游记》展现了一个神化了的动物世界，同时又熔铸进社会生活的内容。
《西游记》张开了幻想的翅膀，驰骋翱翔在美妙的奇思遐想之中，其幻想的思维模式，有着超现实的超前的意识。《西游记》的幻想艺术确是一份宝贵的思维财富和丰富的艺术财富。《西游记》不仅是中国文学中的一部杰作，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
折叠美学批判
神话思维和权力意识
从文本的基本性质和艺术总体上判断，《西游记》是一部宗教与神话、迷信与魔幻等要素混合的民间文学文本，是一个经历漫长历史时间的集体创作和最后的个体加工的文本形式。它折射出先秦轴心文化式微后华夏哲思的递减式没落和价值大厦坍塌后生活世界的混沌画面和世俗化的享乐图景。对于儒道释三种价值体系的喜剧化的嘲笑和反讽，凸显出中国古代社会的晚期，随着商品经济萌芽和渐次，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和精神信仰的溃灭。《西游记》建构的神话世界，宗教隐喻着对于精神和心理的极权统治，被演绎成为皇权的象征。于是皇权意识和神话思维在宗教化的艺术文本里合乎逻辑地结盟，诞生出一种宗教政治和政治化的宗教模式。
《西游记》呈现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极权——皇权和神权，生存主体无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都被牢牢地桎梏，屈服于政权和宗教的二重宰制，在心理结构上集体无意识匍匐于皇帝和佛祖的脚下。显然，《西游记》的文本散发着与生俱来的国民奴性气味。即使是作为反叛偶像的“英雄”最终也不得不拜倒在象征最高统治形式的佛的“法力”之下。
自我异化和游戏主体。
黑格尔在《美学》中表达他一贯的美学主张：理想的艺术应该以人为中心。他又强调说：“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显然，《西游记》是神魔妖怪为感性符号而建构的人类形象。然而，由于宗教和迷信意识对于创作主体的宰制，文本所书写的形象呈现主体沉沦和自我异化的审美状态。换言之，《西游记》尽管不乏生动传神的各类形象或意象，然而，显露着一个无法掩饰的艺术事实：人物形象的主体性丧失，人性由于被宗教的压抑而处于沉沦的境域。
在总体上，孙悟空是一个“伪英雄”。既是一个充满游戏精神的可爱英雄，又是一个最终在宗教法力之下表现为怯弱的英雄，成为宗教意识的牺牲品和工具。显然，在被如来佛的魔法镇压之后，孙悟空显明为一个不彻底的英雄和投降的英雄，身体和精神双重地向“佛法”投降。从具体细节考察，孙悟空是一个神话的虚幻英雄，而且是一个不断求援的英雄，是必须借助法术和宝物的英雄，在大闹天宫之后，他的英雄形象不断地褪色。和司马迁《刺客列传》中的英雄相比，后者则是充满历史理性的英雄，呈现悲剧色彩的英雄，也是道德和伦理意义的英雄，洋溢实践理性的斑斓光辉，因而是真实的和可敬的英雄。比较之下，孙悟空只能是可爱而不可敬的虚假英雄。
混合的母题结构和循环的叙事策略
作为一部神话小说，《西游记》包含的母题丰富而宽泛，诸如反抗母题、取经母题、游历母题、冒险母题、受难母题、性禁忌母题、修成正果的母题等。新批评的代表人物韦勒克、沃伦认为：“从文学理论看，神话中的重要母题可能是社会的或自然的（或非自然的，或非理性的）意象或画面、原型的或关于宇宙的叙述或故事、对我们永恒的理想中某一时期的事件的一种再现，这种再现是纲领性的，或者是带着末世情调的，或是神秘的。”
《西游记》的母题涉及自然、社会、历史、政治、神话、宗教多种领域和对象，它展现一幅生动多姿的历史风俗画，一定程度上呈现人类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理性倾向。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是不完整、不纯粹和不彻底的，甚至是破碎的和含混的，有时表现出内在的困惑和矛盾，严重地削弱了小说文本的哲学意义和思想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