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想进入高级的单位，将大学四年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现实，有些只是想早点毕业回去继承家业，还有一些激进的直接想去参军。对于这样的本科生，校长借本科毕业典礼的机会，做了颇为严肃的发言。
他说我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职责本就是大学、工厂两头跑，所学的知识绝不会没有用武之地。对于第二类想打退堂鼓的人，他说培养工科方面的人才，本就是国家当前的目标，让这样的人才去继承家业，实属浪费，亲笔为每一个希望学生回家继承家业的家庭写了信，劝他们做出尽可能的让步。至于最后一类人，更是直截了当地给出了“工业大学的学生，学好理工科才是最应该做的事”的言辞。结果便是，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和我们下一届的本科生，基本都被校方劝回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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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开始了我们研究生的生活。读研本就是强制性的要求，读什么专业，自然不由不得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国家需要我们学什么，我们便学什么。记得当时，要求人人必修的都是跟军工有关的学科，高年级的研究生多是从事科学研究，低年级或是像我们这样级别低的，则多是去军工单位监工，给工人进行指导和培训。
足球被彻底地丢在了一边，在我们本科毕业以后，本该四年一次的体育生招生取消了。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基本不再碰足球，没有什么比工科的学习更加重要。为了在科技方面取得成效，我们的课时比本科期间有了显著的增加，甚至比和平时期的研究生课时更多，从周日上到周五，每周上六天，从早上七点忙到晚上六点，八点开始至十一点结束的晚自习还要帮负责科研的学长整理文件。
如此紧凑的时间安排，即便想踢球也没有时间。事实上，从我们开始做研究生后的第二年起，全国足球联赛也停办了，声称战争结束以前也不会再有任何赛事。
理想中的两年之约，开始变得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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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为战争的缘故，通讯也越发迟缓。之前几年，就有了苗头，但当初以为是经济萧条普遍罢工的缘故。相对便捷的通讯，比如电报、电话等，更是全部投入到了军事上。要说寄信，隔半年收到都不足为奇，能收到就已是万幸。电车和火车也多用于运送物资、运送军队，民用的班次越来越少，出行都变得非常艰难。导师也让我们尽量少寄信件，也别频繁地回家。种种因素，都促使我们埋首于理工科的学习之中。
事实上，我们的课程也变得特殊了起来。一开始还是正规地学习研究生的课程内容，到了时间也发给我们证书。但因为战争仍在进行，而那个时期除了军工以外，几乎没有正常发展的产业，只能再去工厂，与研究生期间没有任何差别。
很多学生都选择了留校，留校从事科研的工作。学校可以提供补助，比自谋出路稳得多。而关工大作为挑起国家科技事业大梁的大学，也迫切地希望做出成绩，本身也鼓励学生做出留校的选择。因而我们那几届的学生，在大学度过了尤为漫长的时间。一些理工科方面有绝对天赋的同届，早已在科研的路上走得很远。像我们这样非科班出身的，多是跟着导师做一些相对基本的、维持战时社会运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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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我们从事理工的学习，会了解很多。但我们也有非常不了解的东西。我们或许能够很快地反应出各种设备的型号和代码，但我们对于外界了解得少之又少。通信的贫乏本就闭塞了消息的来路，上层为了让理工生心无旁骛地学习，也很少告知学科以外的事情。除了我们能接触到的电车、战机方面的数据，社会上、国际上还在发生些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学校、工厂两点一线的生活，使得我们对于时代的认识，还不及很多社会上的普通人。
对于这样模糊的世界，大部分人选择安分地做自己，上层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上层让信什么就信什么，不做过多的质疑和思考。但也存在一些个例，比如我的前任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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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他确实聪明，他的自学能力我可以作证，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他消极的性格。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与他一直以来的消极是否相关，他至始至终都觉得战争不会胜利。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战争的出发点存在问题，不是什么正义的作战。改善亚洲人民生活水平不过是一个好听的借口，实际是一种侵略的行为，而其他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只会因此而变得更糟……
这跟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不一致的，他自己肯定也知道，但我想他愿意与我分享，即表明他很信任我。不过他也向来是安分的人，念本科时就没招惹过谁，即便有着这样的思想，每天也在跟我们一起认真地工作。
他还说，因为自己是体育生，造不出厉害的武器，只能做些维持社会运转的工作，但他对此感到庆幸。就这点来说，我是认同的，能为因战争而受影响的人们做点什么，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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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jonny桑看着军方用来作为后备兵力的学校名单喃喃自语道。谢过电报那头的耳目，当即叫来藤岛、饭岛这两位最高级别员工：
“安排下去，jonny中学所有在校男生，必须选修理科。召集全校师生，速至礼堂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