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别的部门开会。
被惊着了，因为在“新闻联播”里要开一个有我名字的专栏，叫“柴静两会观察”。
在场有个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丛黑发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记里记下一小段当时的情况，“柴静比想象中瘦小，像个初二女生。有人在大声嚷嚷，很吃惊的样子：‘这么多人，就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没有听见。‘新闻联播’和央视一套两会期间同时包装一名记者，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惯了精雕细刻的深度报道的柴静，知道她要面对的是什么吗？”
我不记得这些对话，可能听见了也没心思想，我发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两会。
我想按新闻专题的方式做，可两会不是“新闻调查”，没条件做深度专题，这次涉及四个部门合作，三十多位记者同时参与采访，每个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团，各有各的采访对象和采访主题，节目很短，一人一句话就过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装一下节目。我找来老范和老郝，想弄个演播室加些评论内容，但跨部门做事，新部门没有演播室系统，找人都不知道该找谁，所有的布景、片子、灯光……全超越常规来做。
汪汪的任务是协助我们，她日记里写道：“柴和她的伙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设想着更完美的结果，申述着对节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伙伴瞪着熬得通红的双眼，不停逼着自己想办法，求制作部门搬桌子，求电信部门拆机器……我心说：‘哪怕你把我们部的办公室给拆了，也比到处求人好办。’”
老范、老郝是我拉来纯帮忙的，我对她们急，又怕她们跟人急，更怕别人对她们急，腹背夹击，心里像过了火一样，干燥焦黄。
好在汪汪人活脸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决了。临时演播室就建在新闻直播间的过道里，台领导审片时经过，路过电线，每人都得局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记录道：“柴静不停地说：‘怎么能这样干呢？’有人叹了一声：‘贫贱夫妻百事哀。’完工后，柴静很克制，很客气，说：‘我们能自己干的自己干，尽量不麻烦别人。’”
我一点都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也不知道会给别人带来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满心里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这么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记里写：“面对柴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不得不一直告诉她：做不到。”
“十分钟的节目想一以贯之。”——“做不到。必须满足两会期间各路代表委员发言露脸的需求，要保证他们的时间。”
“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记者分头采访，面是摊得开，深度是不可预知的。”
“想事先设计。”——“做不到。做后期节目的人无法安排柴静的日程表。”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采访。”——“做不到。采访线索、采访对象、采访路线、采访设计要靠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前期记者团安排。”
她继续写着：“柴静忍耐着，没有流露出不满。她脸上扑着粉，不，说挂着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现出很有涵养的样子，但是，当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涵养，其实是传递着不以为然的意思。”
瞧我当年这后娘脸，这让人为难都不自知的劲儿，不知道她是怎么忍过来的。
两天后，我在台东门跟老范、老郝告别：“你们都回去吧，再也别来了。”她俩想说什么，我止住了：“你们要在，我更不好过，走吧。”加上当天有点夕阳，战场上掩护战友先撤似的。
日后汪汪说：“你会有那样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坚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让自己软弱下来，对人好又不知道怎么表现，有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可笑呢。”
我横下心，不折腾，一切按惯例来，这样最简单，因为我连采访都不会了。按“新闻调查”的习惯，每采访一个人，坐下来问个二三十分钟还问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闻节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话。我这儿问半天，节目根本来不及。
后来编导也没办法，写了张纸让采访对象念。我握着话筒，站在那儿举着。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枪，然后再在那个洞上画一个靶子，效果是一样的。”
我拖着话筒线，蹭着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户外装，手里攥俩核桃，到哪儿都揉着。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车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记里写：“今天傍晚柴静完成采访回来，看见我第一句话问：‘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她不肯说。不说就不说吧。这几天，柴静的脸色活泛多了。虽然有时会悄悄地叹气。但不管什么情况，跟人说话总是神色和悦，有时还会反过来安慰别人。”
她写：“但我宁可听别人发火，也不愿意听她叹气。”
我出溜了，放弃采访，演播室也不弄了，随同事自己采，我找个人民大会堂的中心位置，对着彩旗昂首阔步录完一个串场，卸妆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来北京陪我们姐妹一阵子，我跟我爸去给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但当时在北京挂牌，发票除外，还要暂住证。我本以为办暂住证带上个照片和身份证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还需要房主的户口本。可房东住在丰台，去一趟太远。
我爸说：“算了。”
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头有点倔：“那我不出门了。”
再劝。
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
妈在择韭菜，半天不作声，忽然说了一句：“其实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后医保在家里，还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说要回山西，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说，但我知道，他总觉得应该再去挣挣钱。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违法违规，要让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点的城区，有一套小点的房子，得多少年。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但父母总觉得孩子的负担太重，心里不安。
在家闷着。台里给我开了一个两会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个出生在贫困家庭的人，母亲有精神病，不能干活，父亲把他带大，九五年，他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打工赚钱，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亲也接来，日子还没过上多久，父亲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换肝，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万元的手术费，就算手术成功，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月还得准备八千元护肝费。
他写：“面对巨额的手术费，我眼睁睁地看着把父亲从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号的早上，当护士拔去父亲手上的针头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几乎可以说是爆发出来的。为了不让父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我几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泪水。”
他说：“现在，我得了一种恐惧症，总是做噩梦，人也变得很压抑。一是想到在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自己的无助，我就自责、内疚。二是恐惧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给家人的恐惧和无助。这个病，我们老百姓实在是得不起呀！！！”
三个惊叹号后，他说：“柴静，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顺利。”
回去我跟领导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做两会，比如从我家的小区说起？”
领导同意了。
我们站在小区门口，机器架起来，有点尴尬，路边剃头的白大褂师傅从眼镜上挑眼一看，把手里的头一按，继续理。卖彩票的大姐把采访车拍得啪啪响：“往那边停，那边停……什么两会不两会？别拦着我做生意。”
楼上的大哥带着他家的萨摩耶犬从我身边过，我拦着他，他笑：“说这有用么？”
“不说肯定没用，你说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摇头走了，倒是雪白的萨摩耶熟稔地站下，等着我摸它头。
卖煎饼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热络，我奔着她去了，头一次见大姐扭捏：“嘿你这姑娘，两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说么？”摄像机一架，她对着煎饼摊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几下头发，说得我们关不了机：“哎我那孩子，学校收费太贵……”她一开腔，晒太阳的老太太们都围过来了，一人一句，说药费不合理，买菜买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里的毛线，探头看了过来，我楼下租房的小伙子也插话进来：“这房价能说说么？……”
一直到采访结束，大伙都散了，戴红袖套的联防队大爷还追上来，问我能再对两会说两句么，他要说的是没人赡养他的事儿，“两会能不能管？”摄像已经撤了，我手里只有一个没线的话筒，但我看着他的神情，说不出拒绝的话，拿着空话筒对着他，让他说完。这节目在“新闻联播”里播了，在节目的结尾，我说：“至于我自己，我对两会的愿望是希望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能更多地从这个社会得到依靠和快乐，因为他们老了，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几天后我们按惯例跟拍代表们去农村座谈。那是京郊条件很好的村庄。不少代表和媒体，大概有三十几人，都坐在茶几边上，桌子上整整齐齐放了十个果盘，花生瓜子堆出圆满的尖儿，男主人穿着毛衣，里头打着崭新的领带。
郭凤莲拉着女主人的手：“日子过得好吗？”
我目瞪口呆，这就是她所理解的电视语言——不是她要这么说话，是她认为电视台要让她这么说，人家坐在那儿也不舒服。申纪兰从屋子里出来往外走。我想拉住她问两句，老太太绷着脸一甩手：“在屋里拍得还不够啊。”
当记者这么多年，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是真羞愧。我们索性把机器暂时关了，跟这几位代表说：“你们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可以在我们镜头里说真问题。”
郭凤莲看了我一眼，迟疑着说了一句：“我是关心……今年给农村的这三千亿，这个钱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几个村支书本来都在一边袖着手看，慢慢都走过来了，说：“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当成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个钱数”……
我看见常青镜头摇过去，申纪兰正在用劲拍郭凤莲的肩膀：“凤莲，你给老百姓说了实话。”
回去车上，常青说：“这个村子不错，可以在这儿娶个媳妇儿。”
我跟他开玩笑：“你可不要颠覆我对你的看法。”
他忽然说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话：“今天不是一直在颠覆么？”
天安门广场上记者最多，镜头“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着找了一条人缝给录音把线拉着：“从这边过去。”
这时，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着摄像机的同事往后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抢镜头。”我来不及阻拦，那位摄像师已经迅速撤到后面了。这样的话，大概他常常听到。
我惶恐，不光是觉得对不住同行，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新闻是争出来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这种新闻，能有多少价值呢？
一个代表被二三十家围着，来不及辨别哪家时，众声喧哗里才能检验有质量的问题。晚上吃饭的时候，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镜头，一张脸大概占去四分之三的画面，是贴得太近造成的，还摇摇晃晃。
贴着他脸的是各个媒体的话筒。
这张脸是当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政协会议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幕，他在说：“我的提案是给新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
围着的记者太多，摄像肯定是被推来搡去，因为晃得很厉害。离得太近了，又是广角，林的脸几乎是变形的。一块看电视的同事端着饭碗乐了：“以前联播可没这样的脸。”
“新闻联播”的这条新闻还真不短。
电视里林毅夫正说到：“对农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问题，要听农民自己的声音……”
办公室大家都围上来，看他怎么说。没人再管他占满了屏幕、摇摇晃晃的脸。
第四年，我有点不想参加两会报道了，有媒体采访我，“你们今年报道哪十大热点？”
我问她：“你记得去年的十大吗？能说给我听听吗？”
她笑：“能记住一两个就不错了。”
我说：“就像水龙头一样，这十天来了我就把它打开，特别繁华，哗哗流。开完会一拧，滴水不漏，到明年再来一次，跟去年已经没关系了。”媒体倒是越来越热闹了，但都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衣服颜色鲜艳，能拦住高官问问题，哪儿人多往哪儿去，管这热闹是什么，生怕自己落下。三八节拍点女代表，平常拍点穿得漂亮的少数民族代表，怎么花哨怎么来。三千多记者一起，大清晨冷风里排成一个大方阵，长枪短炮，还有很多人架着梯子站在上头举着镜头，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呼啦啦围上去，一边围一边有同行低声问我：“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
有天下了雨，政协委员都从北门进了，记者没法在这个门停车，只能走路到正门。长安街沿线，一会儿一个，连伞都没有，淋得透湿。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头没干透，刚出门，发梢上都是冰凌子。这次车停在广场西边，得走过一整个广场到东门，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过去，鞋和裤腿都湿了。等捂干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风，五六级的风，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我学了乖，穿上羽绒服和棉鞋，大围巾裹着脸。回头跟同事说话，嘴都冻得拧一块了，张不开。
这次广场空空荡荡，连站岗的都找个地方待着了。
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拿着话筒在出现场。她把大衣脱了，没地儿放，夹在腿中间，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里头一件红衬衣。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套了红绒。
“三月的北京……”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
摄像戴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我对她们说：“我不想做花架子。”
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谈。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状。她后来说起早早坐在二楼沙发上等我们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让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让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爱听，又紧张你能不能通过，又紧张你通过了申勇能不能通过……真是难为了我这样的小人物。”
哼。
她继续扮可怜，说自己七年前刚进台的时候，“土头土脑，唯唯诺诺，笨手笨脚，又怯又倔，不会讨喜，有的人甚至一见我就忍不住会发火呢。”
我再生气也笑出来，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有种相依为命之感。
申勇来了坐我对面，她坐边上另一桌，托着腮，大眼巴巴地看着，我才知道，她找领导是怕我甩手不干了。
申勇只说了一句话：“今年全部直播。我们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
这一年，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
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十二年前，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敬一丹是记者，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们还能问啊？”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
新闻是选择的结果，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
两会不光发布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是来审议报告的，审议本身是审查评议的意思，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审议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为什么？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谁的看法更合理？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
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抓个热点谈——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