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出头，在湖南卫视时，我采访黄永玉，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他说两个字：“寻常。”
我心想，这也叫哲学吗？
“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说，“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我听不懂。
北京奥运，我和摄像老王领了主新闻中心（MPC）的记者证，任务是报道每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每天中午干完活就没事了，这个证不能进运动员采访区，但可以看所有的比赛。我坐在大门口小圆桌边，撕了半天餐巾纸，团了好多小球，说：“老王，要不……咱们再做点什么再去看吧。”老王是个痛快人：“行，做什么？”
全世界媒体都在这儿，金牌运动员有无数人采访，我说：“那咱们就采访不显眼的吧，失败者也成，只要打动咱俩的就算。”
没人布置，也就没有平台可播出，没编辑，没经费，拍摄的磁带都没有。我们的证件也接触不到运动员，只能在比赛结束后的大巴车上找人，再找人送我们进奥运村。
以往当主持人，事事有人安排，觉得采访才是头等大事，车到了采访地点，编导打电话让对方来接人，在车上等的时间长点，我心里便有点不耐烦：“怎么不早五分钟想到打电话呢？”现在你自己干吧，借带子，还带子，联系人，找翻译，找车，定时间地点，打场记，写稿子，贴发票……这些小事儿要样样做到，比采访难多了。
要拍摄比赛，我们没有比赛区的证，好不容易说通北京奥运会转播公司（BOB）的人放行，被一位中国志愿者拦住：“对不起，不能进。”
我嬉皮笑脸，说你上司都同意了：“就让我进去吧，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了。”
梳马尾的姑娘手背在身后：“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值班，请您配合我工作。”老王在我肩上按一下，“走吧。”转身的时候，她在背后说：“再见。”
我没回头。
做节目时说得挺高明，真到了生活里，就这么个修养。
惭愧。
最吃力的是没翻译。
小姑娘姓周，阿拉伯语的大三学生，卷发大眼，非常可爱。
同行对我说：“她阿语不行。”
没办法，她是唯一愿意陪着我等八个小时的志愿者。伊拉克的短跑运动员达娜晚上九点才到。小周的翻译的确不太行，结结巴巴：“二〇〇三年，街巷里有抢劫和屠杀……我见过很多杀戮，街上有汽车炸弹。我也有……面对过死亡。”
二十三岁的达娜，穿着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鞋帮是裂的。教练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达大学操场上训练，都要穿越两派交火的地区，她躺在汽车后座上躲避子弹。但大学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顶上的狙击手向她开枪，子弹擦过她，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洗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最初国际奥委会宣布取消伊拉克代表团参赛资格，她像孩子一样不停地哭叫。我说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她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运是什么。”制裁取消后，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说到这段时，翻译半天没吱声，我奇怪，偏过头看她。
小周正在低头哭，小卷发一抖一抖。
达娜看着她，晶亮的两大颗泪，含了一忽儿，扑落掉了下来。这个故事她在媒体面前讲过多次，我只见她这次掉了眼泪。
翻译或是采访，不仅是工作，是人与人的往来。
老王看体操比赛的初赛，一堆十五六岁的小女孩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跳马，头发又短又硬，他有点奇怪，指给我看。我查资料，才发现三十三岁的丘索维金娜这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会，这个高龄体操运动员是为了用比赛的奖金给儿子阿廖沙治病，也为此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德国国籍。
约了她，快开始了，才发现写提纲的纸不见了，一顿乱翻，像个溺水的人，只能从直觉开始问：“你代表德国队比赛，很多人，包括你的教练不理解。他们认为你可能不爱国，你怎么看？”
她说：“如果他们也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也许他们就能理解。可是，我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承受这些痛苦。”
“什么样的痛苦？”我问完这句，丘索维金娜没有等翻译，就直接回答了问题，她从我脸上看懂了我在问什么。
通常采访有翻译时，我说完话都低头看稿子，受不了与采访对象沉默对视的压力。但这次我的膝盖上空空如也，每说完话，丘索维金娜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这片刻的空白正常得像一段呼吸。她的感受在我心上过一遭，反应出下一个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在我想到之前，就来到嘴边。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交给那个叫柴静的人，不要把她勒得那么紧，不要鞭策她，也不要控制她，让她去。”
一切乱纷纷，但心就像铁铊子，慢慢沉到水底下去了。要对付这大摊子事，只能沉下去，倒是静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比以往爱动感情。
有天在《中国日报》上，看见德国举重运动员施泰纳在领奖台上，发梢都是汗，一手举着金牌，另一手长久握着亡妻的一张照片。照片是一年前，还没出车祸，妻子和他在森林里跑步时，他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转回头向他微笑的样子。
我看了心里闷痛一下。
施泰纳的长相是老王的斯拉夫版本，黑板刷一样的头发，又宽又红的脸膛，眼睛像牛犊一样柔和。之前，他是奥地利的运动员，二〇〇〇年被查出糖尿病，雅典奥运会只得了第七名，赛后奥地利媒体形容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手，德国姑娘苏珊写信鼓励他，两人结婚后，施泰纳转入德国的俱乐部。妻子一直在攒钱，想来北京为他助威加油。奥运前一年，她在海德堡遇到车祸去世。
我说：“那个车祸发生之后，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用手抹了一把脸，叹气轻不可闻，说：“这个事情发生的三个星期之内……”他停了一小会儿，身体轻轻摇晃，“就是……每天喝酒，待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之后我接受了治疗，运动是最好的治疗。我恨这件事为什么发生，恨是我的动力，去举起更多的重量。”
采访完，他说他害怕奥运结束前的这些天，因为他已经举起过世界上最沉的重量，无可再举，媒体散后，只剩他独自一人。我看着他摇摇摆摆离开，奥运村暮色四合，没人认识他，最亲近的人已不在世上，这是他的异国他乡。我叫住他，上前说：“能拥抱一下你吗？”他咧嘴笑了一下，给我一个熊抱。我说：“你不孤单，你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拍完我们传带子回台，得到通知，这个片子可能会在晚上播。九点钟，我两手撑着膝盖，直直地坐在沙发上，守着电视等，一直到夜里两点也没看到。
我从沙发上起身，坐到电脑前，MSN上有红灯在闪，有位也在媒体工作的朋友问我奥运做得怎么样。他之前不支持我去做这类报道，觉得跌了调查记者的份，他自己也离开了北京，避开奥运。
我回了一句：“没什么，只是没偷懒。”
他写了句奇怪的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极端认真的蠢人。”红灯又闪一下，补了一句：“当然不是指你。”
我说指什么。
他说：“比如一个母亲，孩子生病，她天天祈祷，但是还是去世了，这不是愚昧么？”
我说：“这是爱。”
他说：“爱和善是能力，而不是情感。”
我说采访施泰纳时，他说为什么重返举重，因为他恨——他恨失去所爱。但人在死亡面前有什么能力呢？所以他把愤怒都发泄在杠铃上，如果没有训练，他说自己会疯掉。
我说：“这愚蠢吗？我不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
我也不指望播出了，能做什么就做吧，像达娜这样的运动员，只能参加女子一百米预赛，没人转播这种比赛，我和老王刻了两张DVD给她，就算一个中国电视台为她留下的纪念吧。我过意不去的是，老王辛苦了这么多天播不了，常规的MPC发布会报道播了，也没打他的名字。
我跟后期沟通，他们说：“摄像都没打名字。”
我说：“这都不对。这是对所有摄像工作的不尊重。”
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有点急了，人家也很无奈，问我：“那你的摄像叫什么？”
“他叫王忠新，忠诚的忠，新旧的新。”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还是没打上。
老王是篮球迷，奥运男篮小组赛中国对美国那天，我想让他看一场。但当天下午，他得先跟我去采访香港自行车运动员黄金宝。黄金宝曾经是专业运动员，十九岁停止训练，两年后重返自行车时已是一个胖子推销员，用了十五年走到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夺冠热门，但八月十六号，最后一场比赛中，只拿到第十五名。他神色有点茫然地问我：“为什么要采访我们？”
他的教练姓沈，左腿装着假肢，最初没有经费，没有场地，只有这一个辞职的“肥仔”跟着他。他俩在云南的深山里练习，每天至少两百公里，他租辆破货车跟着徒弟，天热的时候假肢把腿磨破，肉是烂的，血淋淋。愈合，又磨。
“没有人邀我们参加国际比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队伍，我们只有两个人。深山里我就看到他一脚一脚地骑，我曾经想过，走到什么时候是头啊？渺茫吗？非常渺茫。想金牌？对，你想拿，但是这一脚脚踩能拿吗？如果拿不到的话，他还会有这个动力吗？”
天色已经稠蓝，摄像机需要重新调白，篮球比赛马上要开始了，但师徒二人憋了一肚子话要说，我没法说“停”，我回头看了一眼，老王一心一意弯着脖子调焦，粗壮的后颈晒得通红，背上像有块盐
碱地。
沈教练继续说：“这次奥运失败之后，我知道黄金宝的心里是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但是第二天他还是一脚一脚在那踩，陪着队友训练，示范自己的错误，说：‘你不要学我。’”
他站在场边看，想让黄金宝停下来，说你不要再蹬了。
但实在开不了口。
凌晨三点，回家的路上，雨牵着线一样从发尖往下淌，鞋湿了，踩下去里面有个水泡，“咕唧”一声。人有一种疲倦的兴奋，像乌黑的深渊里着了火，回到家在床上好久睡不着。八月的雷真厉害，洪大闷重，一声下来，底下的车都叫了，此起彼伏，好一阵子才停。过一会儿“嚯啦啦”一声，车又动物一样本能地吼哮起来。
我干脆爬起来，写台北跆拳道运动员苏丽文的稿子。参加跆拳道争夺铜牌的比赛前，她已经有严重的左膝伤，比赛时只能单脚站着，把左腿像布袋一样甩出去攻击对方。她被击倒了十四次，我问她每次倒地之后的几秒钟里，在想什么。
她说：“前两秒用来休息恢复体力，下两秒来想战术如何回击。”
不是自怜，也不是忍受痛苦，她要赢，这是运动员的企图心：“不管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脚断掉也要继续努力，有呼吸，就有希望。”
以往我很少做这样的题目，觉得是普通励志故事。记者要反映更复杂艰深的世界才让人佩服。现在这期节目，没有审片人，也没有观众，没有外界评判，我只是一个人，面对另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左膝撕裂，脚趾断了，坐在轮椅上，被踢肿的手缠着纱布，跟我说的这几句话，沤在我心里。
下半夜，雷声停了，雨声潇潇，八月的长夜仿佛没有尽头。
有同行后来问过我，说我们都觉得你挺理性的，为什么今年做地震和奥运的节目这么感性？
是，我天性比较拘谨，平常三个女青年喝个酒，我只能愁眉苦脸抿一小口儿，老范和老郝都搂在一起泪汪汪了，我尴尬地拍着她俩，说不早了咱走吧，这两人就上火“你这人特没劲”，嫌我不投入不表达。加上过去几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艺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强调旁观，刻意抽离，把戒律当成一根绳子捆在身上。
当然，不约束不行，没有这职业要求着，毛病早泛滥成灾了，但是捆得太紧，有的东西确实就流淌不出来了。
汶川地震的节目中，文志全坐在火堆边说到女儿的时候，我克制得喉咙都疼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拿手擦了，以为没人看见。
但编的时候，在镜头里能看出来，我就对罗陈说：“把这个拿掉吧。”
他说为什么。
我说，记者应该冷静，不应该掉眼泪。
他说，我觉得挺好，不过分。他留着这个镜头。
我想起钱钢老师的话，在“双城的创伤”中，我给小孩子擦眼泪的镜头引起争议时，他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到十年，我心里的规矩走了好几个来回，也还没有那个最后的答案。当下只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陈虻有一次审片子，审完对编导说，这片子得改，观众看不懂。
那位编导说，你看懂了么？
他说，看懂了。
编导说，那你比观众强在哪儿呢？
他愣住了。
实习生跟着我，练习写解说词，写到“遒劲有力的大手”，被我删了。他说这不挺好吗？
我说：“我们不要形容词，少点修饰。”
他说：“你不是说要有感情吗？”
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他有点嘀嘀咕咕的。我问怎么了，他说，那柴老师您这节目什么主题？我说没什么主题，就是几个人的故事。
他说：“啊？我觉得‘新闻调查’挺深刻的，如果只做这些人生故事会不会太平常了？是不是要提炼一下？”
我跟他说，有一次吃饭，在座有个研究佛经的朋友，我凑话题问了几个宏大问题，人家也就天空地阔抽象谈了一阵子。
出来的时候，六哥皱着眉跟我说：“柴姑娘，以后如果采访，千万不要有这种‘大哉问’。”
“就是具体的生活，越具体越好。”他说。
这个时候，老范突然出了一场大事。
她出事的时候，我和老郝晚上都睡不着，心里有什么把人顶着坐起来。老郝说，一闭眼，就是她。
我俩到处找人打听求助，碰到肯帮忙的人，明白为什么有个成语叫“感激涕零”。
我那阵子什么也干不了，问一个朋友：“你出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指内心的恐惧终于到了。
“如果是你亲近的人出了事呢？”
“那是一块石头砸在心里。”
我哪儿也不去，在家等消息。书不能看，音乐不能听，只能干一件从来不干的事——背单词。一页书放在眼前，瞪着眼看到黑，还是这页。
唯一能想的是觉得她不会垮，当年我们做双城、虐猫、金有树、未成年少女……都是没指望的事，一家一家敲门，写信说服，在凌晨的酒吧里踩着雪把他们找出来……她不会垮，她一直是这样，这次也会，但我和老郝就怕她受罪。
她去了美国，很久没有音讯，过节时给我寄过一个雪花音乐球，沉得要死。我一直扔在书架上，从没动过，现在呆坐着，瞥一眼看见了，拿过来，仔细看一看，把底盘上的钮转一转。
叮叮叮。
叮叮叮。
透明的玻璃圆球里，雪花飘啊飘，两个雕得面目不清的小姑娘在里头傻呵呵地转。
我没想到过会这样。这么多年，换了很多地方和工作，跟谁合作都成，跟谁分开也成。想的都是——有的是将来，永远有下一拨人，下一个地方，下一种生活。
五月初，她和我在纽约见过一面。我带条朱红的裙子给她，她立刻脱掉风衣换上，小女孩气地要我也换上另一条土耳其蓝的，她脚上靴子跟裙子不配，居然就打赤脚。春寒未退，路人还有穿羽绒服的，她就这样光着脚露着背走了一站地，直到碰上超市我买双拖鞋让她穿上。身边人们在冷风里揽紧大衣匆匆而过，我把披肩拉开兜着老范，一路她唧唧呱呱，说笑不休。
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生活在别处。地铁上满头小辫的黑姑娘在电话里跟男朋友吵架，报馆里都是开会熬夜菜色的脸，咖啡馆里两个花白胡子老头对坐着看一下午人来人往，酒吧里心高气傲没嫁出去的女人端着酒杯一眼把所有男人分成三六九等，父亲带着儿子在晚春才破冰的河边一言不发地钓鱼……人类只是个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这辈子决定你悲欢的就是你身边的几个人。
叮叮叮。
那阵子谁跟我说什么大的社会话题，我都不想听，说：“一万个口号都比不上亲人睡不着的一个晚上。”
她平安回来时，正赶上老郝生日，我们三个找了个地方，开了瓶龙舌兰。那天我喝得最多，我们仨头扎在桌子上，脑袋堆在一起，我说：“以后哪儿也别去了，好歹在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