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这小家伙
金庸
一
人的性格很复杂。
平常所说的人性、民族性、阶级性、好人、坏人等等，都是极笼统的说法。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禀受同样遗传，在同样的环境中成长，即使在小之时，性格已有极大分别。这是许多人共同的经验。
我个人的看法，小说主要是写人物，写感情，故事与环境只是表现人物与感情的手段，感情较有共同性，欢乐、悲哀、愤怒、惆怅、爱恋、憎恨等等，虽然强度、深度、层次、转换千变万化，但古今中外，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人的性格却每个人都不同，这就是所谓的个性。
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他们深挚与热烈的爱情区别并不大，然而罗密欧、梁山伯、贾宝玉三个人之间，朱丽叶、祝英台、林黛玉三个人之间，性格上的差异简直千言万语也说不完。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和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
因为戏剧和小说中人物并不相同，所以，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不相同。作者的风格，是作者个性的一部分。
二
小说反映作者的个性与想象。有些作者以写自己的经验为主，包括对旁人的观察；有些以写自己的想象为主，但也终有一些直接与间接的经验。武侠小说主要依赖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却总与经验与观察有关。
诗人与音乐家中有很多神童，他们主要抒写自己的感情，不一定需要经历与观察。小说家与画家通常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当然，像屈原、杜甫那样感情深厚、内容丰富的诗篇，神童是决计写不出的。
小说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与他自己有关，或者，写的是他最熟悉的事物。到了后期，生活的经历复杂了，小说的内容也会复杂起来。
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写的是我小时候在故乡听熟了的传说——乾隆皇帝是汉人的儿子。陈家洛这样的性格，知识分子中很多。杭州与海宁是我的故乡。《鹿鼎记》是我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所写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妓院、皇宫、朝廷、荒岛、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半个。扬州我从来没有到过。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
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讲义气。
三
中国人在极艰苦的生存竞争中挣扎下来，至今仍保持着充分活力，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当然是有重大原因的。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来看，大概主要是我们最善于适应环境。
最善于适应环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遗憾得很，高尚的人在生存、在竞争中往往是失败的。
中国历史上充满高尚者被卑鄙者杀害的记载，这使人读来很不愉快。然而事实是这样，尽管写历史的人早已将胜利者尽可能写得不怎么卑鄙。历史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是好人得到最后胜利。
宋高宗与秦桧杀了岳飞，而不是岳飞杀了秦桧。有些大人物很了不起，但他们取得胜利的手法却不怎么高尚。例如，唐太宗杀了哥哥、弟弟而取得帝位，虽然，他的哥哥、弟弟不见得比他更高尚。
其他国家的历史其实也差不多。英国、俄国、法国等不用说了。在美国，印第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国白人要高多少。
从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说，凡是有利于本国民族的，都是道德高尚的。但人类一致公认的公义和是非毕竟还是有的。
值得安慰的是，人类在进步，政治斗争的手段越来越文明，卑鄙的程度总体来说是在减小。大众传播媒介在发挥集体的道德制裁作用。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今日的人类远比过去高尚，不那么残忍，不那么不择手段。
四
道德是文明的产物，野蛮人之间没有道德。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长大，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后来他进了皇宫，皇宫亦是最不证明道德的地方。在教养上，他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为了求生存和取得胜利，对于他是没有什么不可做的，偷抢拐骗，吹牛拍马，什么都干。做这些坏事，做来心安理得之极。吃人部落中的蛮人，绝不会以为吃人肉有什么不该。
韦小宝不识字，孔子与孟子所教导的道德，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然而孔孟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或者，孔子与孟子是归纳与提炼了中国人思想中美好的部分，有系统地说了出来。韦小宝生活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即使是市井和皇宫中的野蛮人，他也要交朋友，自然而然会接受中国社会中所公认的道德。尤其是，他加入天地会后，接受了中国江湖人物的道德观念。不过这些道德规范与士大夫、读书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违反。江湖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义气”两字，从春秋战国以来，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忽视。
中国社会中另一项普遍受重视的是情，人情的情。
五
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中。
统治者讲究“原则”。“忠”是服从和爱戴统治者的原则；“孝”是确定家长权威的原则。“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法”是执行统治者所定规律的原则。对于统治阶层，忠孝礼法的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皇帝是国家的化身，“忠君”与“爱国”之间可以画上等号。
“孝”本来是敬爱父母的天性，但统治者过分重视提倡，使之成为固定社会秩序的权威象征，在自然之爱上，附加了许多僵硬的规条。“孝道”与“礼法”结合，变成敬畏多于爱慕。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母爱的甚多而写父爱的极少。称自己父亲为“家严”，称母亲为“家慈”，甚至正式称呼中，也确定父严母慈是应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写出《背影》，我们才有一篇描述父爱的动人作品。“忠孝”两字并称之后，“孝”的德行被统治者过分强调，被剥夺了其中若干可亲的成分。汉朝以“孝”与“廉”两种德行选拔人才，直到清末，举人仍被称为“孝廉”。
在民间的观念中，“无法无天”可以忍受，甚至于，“无法无天”，是蔑视权威与规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汉的含义。但“无情无义”绝对没有，被摒绝于社会之外。
甚至于，“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讲义气。“法”是政治规律，“天”是自然规律，“无法无天”是不遵守政治规律与自然规律；“无赖无耻”是不遵守社会规律。
但在中国社会中，“情义”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大的坏人。
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
六
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对教条，最重视实际的。所谓“圣之时者也”就是善于适应环境，不拘泥教条的圣人。孔子是充分体现中国人性格的伟大人物。
孔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对待别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团体（家庭、乡里、邦里）中的和谐与团结，“人情”是“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义”。那是一切行动以“合理”为目标，合理是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对得住自己容易，要旨是不能对不起别人，尤其不能对不起朋友。
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两大支柱。所以“朋友”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并列，是“五伦”之一，是五大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西方社会、波斯、印度社会并没有将朋友的关系提到这样高的地位，他们更重视的是宗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讲爱，在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不利，历久而常胜。
七
中国的古典小说基本上是反教条、反权威的。《红楼梦》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父母之命的婚姻，颂扬自由恋爱，是对当时正统思想的叛逆。《水浒传》中的英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虽然最后招安，但整部书写的是杀官造反，反抗朝廷。《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反抗玉皇大帝。《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题是“义气”，而不是“正统”。
《封神榜》作为小说并不重要，但对民间的思想风俗影响极大，写的是武王伐纣，“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最精彩部分是写哪吒反抗父亲的权威。《金瓶梅》描写人性中的丑恶（孙述宇先生精辟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画人性的基本贪、嗔、痴三毒），与“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统思想相反。《三侠五义》中最精彩的人物是反抗朝廷时期的白玉堂，而不是为官府服务的御猫展昭。
武侠小说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武侠小说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本的道德，是中国大众所普遍同意的。武侠小说又称侠义小说。“侠”是对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视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并不是中国人意义中的“侠”。“义”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具有牺牲自己的含义。“武”则是以暴力来反抗不正义的暴力。中国人向来喜欢小说中重视义气的人物。在正史上，关羽的品格、才能与诸葛亮相差极远，然而在民间，关羽是到处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诸葛亮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人认为，义气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浒传》中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残忍，破坏一切规范，那不要紧，他们讲义气，所以是英雄。许多评论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只是一个猥琐小吏，为什么众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为领袖？
其实理由很简单，宋江讲义气。
“义气”在中国人道德观念中非常重要。不忠于皇帝朝廷，造反起义，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的反叛性很强。打僧谤佛，咒道骂尼，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不太重视宗教。偷窃、抢劫、谋杀、通奸等罪行，中国民间对之憎厌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国社会之强烈。但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绝对不可以。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孝道”对繁衍种族，维持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义气”对忠诚团结，进行生存竞争有重要作用；“人情”对消除内部矛盾，缓和内部冲突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