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宫中的中国古瓷
在伊斯坦堡的几天之中，土耳其主人每天晚上都有盛大宴会，每一晚都在一处不同的苏丹王宫中举行。我们看到了全世界最大的地毯、全世界最大的水晶吊灯，等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都是德国的同盟国，所以在各处王宫中受德国的文化影响最大。
主人特地从首都安卡拉邀来芭蕾舞团在王宫中演出，又邀来全国最佳的肚皮舞女郎表演。在古堡中则有古装卫兵做斗刀之战。我觉得，大部分土耳其人在精神领域上，主要还是沉湎于古代的军事光荣之中，对于现代化似乎并不怎么重视。
托加普王宫（TopkapuPalace）现在已改成了博物院。我久闻这王宫中收藏的中国青花瓷器甲于天下，特地一个人去参观，果然看到一座座殿堂之中，陈列着无数珍贵至极的中国古瓷。向导不住向我背诵，这王宫中的珍珠共有几万几千颗，钻石有几万几千克拉，黄金又有几万几千两，但对于达到艺术之高峰的中国瓷器，他却全然不懂。他对我这中国人感到有点抱歉，忽然说：“前几天有一位中国人来看过。他是电影导演，入了土耳其籍的，是我们土耳其唯一的电影导演。”我问他那个中国人叫什么名字，他却说不上来。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这位土耳其独一无二的电影导演是哪一位中国同胞。
烟草、古迹、诗句
开完会后，我们坐飞机到土耳其西部的伊斯米去观光。伊斯米是地中海畔的名城，附近是烟草的出产地。土耳其烟草品质之佳，据称是世界第一，任何上等的美国香烟、英国香烟中，都混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土耳其烟叶（再多就混不起了，成本太重）。每年烟草烤干后，伊斯米烟草市场开业数天。几天之中，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香烟制造商就将全部烟叶都竞买了去，迟来就买不到了。
我曾抱着探险的心情，坐了马车去试一试“真正土耳其浴”的滋味。原来那是一座巨石建成的大厅，四壁石块烧得火滚，于是满厅都是蒸汽。大厅之大，足可容得四五百人。一“蒸”的价钱非常便宜，在东京洗一次“假土耳其浴”，在土耳其至少可洗“真正土耳其浴”二十次。
伊斯米一带，古代称作腓尼基，是人类文化最早发源地之一。我们曾到伊斯米之南的艾弗索斯古城去参观。那完全是希腊文化的遗迹，希腊人留下的神庙、会议场、剧场、浴场，几乎和雅典没什么分别。在罗马时代，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在这地方住过相当长时间。替我们解释的是土耳其一位著名的学者，出口成章，谈吐风趣。他说：“各位朋友，你们脚下踏着的石板大街，在两千年前，安东尼曾拉着克莉奥佩特拉的手，在这里情话绵绵，并肩散步。”
在当天晚上的宴会中，这位学者刚好和我同席。我向他问起土耳其的大诗人希克梅特。他说希克梅特不容于土耳其，死在苏联，葬在苏联。他用英语翻译希克梅特的几句诗给我听。这首诗题目叫作《死了的小女孩》，描写一个在广岛被原子弹炸死的小女孩：
十年前我还活着，
在广岛平安喜乐地生长。
那时我是一个刚满六周岁的小女孩，
现在我死了，永远不会长大。
烈火先卷去我的头发，
然后两只眼睛，接着是我的双手。
现在我的身体成了一堆灰烬，
一堆伴着寒风的灰烬。
我默默念了几遍：努力记在心里。
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
土耳其人的烹调是糟透了的。主人隆重款待我们，给我们吃最好的食物，但每次盛宴，主菜总是白水煮羊肉或者烤牛肉，没有酱汁，没有什么调味品。
伊斯米富丽堂皇的旅馆中，有一个青年侍役是新疆的维吾尔族人。他万里迢迢地从新疆出来，经过苏联而到了土耳其。维吾尔族人的语言文字和土耳其人差不多。当我吃着他端上来的淡而腥膻的白水羊肉时，忽然想起：一千三百多年前，突厥人被唐朝的汉人逐出故乡，横越广漠的西伯利亚而来到小亚细亚，一路上艰苦流离，只好吃这种白水羊肉，怎能像我们汉人那样在富庶的土地上过太平生活，慢慢发展精致的烹调艺术？这个维吾尔族人从新疆来到土耳其，走的正是他祖先在一千多年前所走的老路。
现在他的生活过得不好，常常想念故乡和家人，只不过自由自在，一有空就到乡下骑马、唱歌和跳舞。我想他唱起思乡的歌来，一定很动人，虽然一定也带着那份深沉的阴郁。
土耳其人很是好客。他们大都不太有钱，但什么东西都乐于与朋友共用。大概这是游牧民族的遗风。
或许很少人知道，“圣诞老人”是土耳其人。他本来是土耳其南部的一位基督教主教，生平乐善好施。当时土耳其人嫁女，必须有相当数量的装备，否则纵使贫女如花，也还是出嫁无期。这位主教每当听到他教区中哪一个姑娘因为没钱而嫁不出去时，便在半夜里悄悄爬上屋顶，从烟囱中将金钱丢了下去，免得那些贫家姑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位主教死后，教会中称他为“圣尼哥拉斯”，逐渐演变而成为全世界小孩子最欢迎的“圣诞老人”。
圣母马利亚的居室
伊斯米附近有一座小小的石室，是圣母马利亚最后居住的地方，现在已成为天主教人士去朝拜的圣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马利亚从以色列逃了出来，来到这个荒僻无人的山边，怀着丧失爱儿的悲痛，在这石室中默默地度过了她的余生。
我去参观这石室时，一直和一位英国老太太格里姆斯夫人（Mrs。GeorgeGrimes）在一起。她丈夫是国际新闻协会的热心分子，每一次年会都曾和她一起去参加。柏林、巴黎、东京、斯德哥尔摩……总是一对老夫妻同去。今年年初，她丈夫逝世了，她想了很久，要不要到土耳其来。她说：“乔治从来没来过土耳其，他说过要和我一起来的。现在他不能来了，我还是要来看一看，将来好说给他听。”她相信自己不久也要死了，那时候就可以和她的乔治重行团聚，好把土耳其的风光，慢慢说给他听。
我想起英国诗人D。罗塞蒂写过一首小诗，描写一个早夭的少女，在天堂中等待她情人的灵魂升天，素手如玉，倚着黄金栏杆，晶莹的泪珠，滴上了白色的长袍……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六六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