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汤遭旱”云云，据说商汤时大旱七年，汤便剃了光头，剪短指甲，扮作供奉给上天的牛羊牺牲，以六件事自责：“是不是我的施政不合理？是不是我役使百姓，令得他们太过辛苦？是不是我建造宫室太多？是不是我太听信宫中妇女的枕边之言？是不是我的手下官员贪污纳贿？是不是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瞒骗虚报之徒太得势了呢？”
钟离意后来在给明帝的奏章中又诚恳地指出，对百姓不可苛刻，不可施行高压手段，那么天灾自然会避免，他奏道：“陛下忧恤黎元，而天气未和，寒暑违节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职，而以苛刻为俗。百官无相亲之心，吏民无雍雍之志，至于感逆和气，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力服。愿陛下垂圣德，缓刑罚，顺时气以讽阴阳。”中国古代都有这样一种信仰：灭时不正，是由于百姓生活痛苦的结果。只要养成了相亲相爱的风气，不是你检举我，我告发你，时时刻刻在找旁人的小毛病，那么自然会阴阳调和，气候正常。
春秋时，楚国长久没有天灾，楚庄王就害怕起来，说：“上天是忘记了我吗？为什么不警诫我呢？”鲁哀公时政治很腐败，刚好逢到长期没有日食，大家说，上天认为鲁哀公已无可救药，不必再理他，所谓“谴之何益？告之不悟。”因此汉明帝见到天有日食，便下诏书说：“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谴。今之动变，傥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他意思是说：“上天对我总算还不是置之不理，降下天灾来警告一下。我做皇帝的无德，你们做官的可要尽责，来好好帮助我啊。”
永平八年，又有日食，明帝叫百官大鸣大放，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将各人批评皇帝的鸣放言论公开，叫百官传阅，等于是张贴批评皇帝的“大字报”），下诏书道：“群僚所言，皆朕之过：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悚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现在我是知错了，就怕我品德太差，过了一些时候，又马虎随便起来。）
现在科学昌明，人人知道日食、水旱风灾是自然现象，和人类的活动无关。这样一来，天灾就不再成为对当政者的警告（所谓“天变不足畏”）。
民食不足是谁之过
在两千多年前（公元前一六三年，汉文帝后元年），也是连续有几年严重天灾，汉文帝下了一道诏书，劈头便说：“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欤？”皇帝说“朕甚忧之”，跟着便说自己愚笨，不明其中道理，想起来总是因为我的施政有错，行为有过失吧！
这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
接下去又一一列举理由，是不是“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是不是“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虽然是在两千多年以前，但皇帝并没有将民食不足的过失一切都推在老天爷头上，而是担心自己对待属下百官还不够好，担心自己劳民伤财的无用之事做得太多。这篇诏书最后说：“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他自己承认不懂，请丞相以下，大家一起来研究，只要有利于百姓的事，尽可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从秦朝以至汉初，有一种官叫作“秘祝”，如果发生了什么天灾怪异，这种“秘祝”官的责任，就是要找出一种天文学上的理论根据，来委过于哪一个臣子。例如，说某地大水灾、某地大地震，“秘祝”便说，这是国防部部长做事不对，应当罢免，或者是农业部部长未尽职责，该当杀头。有了这“秘祝”之官，皇帝就永远是对的。一切过失由臣子或百姓来负担。但汉文帝认为不对，他说百官是我任命的，他们做错了事，应当由我负责，“秘祝”之官将我的过失推诿给我的干部，实则是在张扬我的不道德行为。他的另一道诏书中曾说道：“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历史上对文帝的施政，说那时候“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行天化下，告讦之俗易。吏史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当时社会上的风俗是宽厚仁笃，连谈论别人的过失也觉羞耻，告密之事更是极少发生。
汉文帝直到临死，还在关怀百姓。他叫群臣百姓在他死后不可服丧太久，以致妨碍正常生活。他说自己一生对百姓没有什么帮助，已经十分过意不去，怎可因自己的死亡而再来连累大家？他遗诏中道：“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万物之自然，奚可甚哀？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
两千多年之后，我们读到这遗诏，仍是不免有心酸之感。当政者爱民以德，老百姓自然拥护。他不必自称是“英明的、伟大的”，也不必叫人在听到他名字时必须“立正致敬”，相反地，他总是念念不忘于自己的“不德”，念念不忘于“无以佐百姓”。
柳宗元·郭沬若·郭橐驼
报载，柳州纪念柳宗元的柳侯祠，现在已成为柳侯公园，郭沫若先生游览后有律诗一首，诗云：“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丹荔黄蕉居士字，剑铭衣冢后人思。诞敷文教锄奴俗，藻饰溪山费品题，往日瘴乡流窜地，于今沆瀣沁心脾。”柳侯祠有韩愈作而苏东坡书的一块碑，纪念柳宗元的事迹，第一句是“荔枝丹兮蕉黄”，柳侯祠旁有柳宗元的衣冠冢。郭诗中丹荔黄蕉、剑铭衣冢云云，当是指此而言。
韩柳向来被认为是文章之宗，柳宗元和韩愈并称。韩愈曾被贬至潮州做官，柳宗元曾被贬至柳州做官，两个人各和两广有关，而且各在当地做了好多好事。两人文章齐名，但说到道德，千载以来，总是认为柳不如韩。因为柳宗元曾附和王叔文，王叔文一向被认为是奸诈小人。但近来有许多历史学家替王叔文翻案，说他是“进步政治集团的领导人”“压抑权贵的进步政治家”。
看到报上所载郭沫若先生写诗描写柳宗元，不禁想起千载以前，柳宗元的笔下也曾描写过一位姓郭的人。这位郭先生是个驼子，不是文豪诗人而是种树专家。这篇文章许多人都读过的，那就是《种树郭橐驼传》。
郭橐驼种树的本事高明至极，所种之树，无一不活，所结的果实又极多。人家问他有什么秘诀，他说秘诀很简单，只不过是顺于树木的天性，不去妨碍它的生长而已，种好之后，不再去理会而已。郭橐驼说，有些辛辛苦苦的种树家却不然，树木的根本要舒展，他们却将之卷了起来；树木喜欢生惯了旧土，他们却去搬了新土来，自以为有益于树木。早晨去瞧瞧，晚上去摸摸，剥开些树皮来看看是否活了，摇动树干看看是否种牢，结果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
人家又问到做官的道理，郭橐驼道：“我只知种树，做官的道理是不懂的。但我在乡下看见官员们最喜欢发号施令，好像是非常爱护老百姓的样子，其实是造成了极大的灾祸，早晨傍晚，不断有官吏来下命令：‘长官叫你们大力耕田，叫你们要做好植树的工作，督促你们展开秋收，快些缫丝啊，快些织布啊，你们的幼儿要好好抚养教育，大力开展养鸡运动，大力推广养猪运动！’他们打鼓敲木，召集群众，鼓动生产热情，布置农业工作，我们小百姓为了应付长官，连吃饭也没工夫，哪里还说得上安居乐业？大家累得半死，憔悴疲病，我们这些庄稼人还活得成吗？”[1]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不赞成柳宗元的政治作风，但很佩服这篇《种树郭橐驼传》，在《资治通鉴》中曾节录此文，评曰：“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注释
[1]原文是：“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六六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