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坦克部队的士兵们，趴在他们的坦克上，喝着正宗的法国香槟，他们看着英国人在海上漂呀……漂呀……一个个乐得哈哈大笑。
5月27日，英国撤走了7669人。
5月28日，英国撤走了17804人。
5月29日，英国撤走了47310人。
5月30日，英国撤走了53823人。
但是，德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这时德国空军开始出动了，可是英吉利海峡一直是浓云飘动着，吞没了天地间的一切，根本无法投弹。就是在这几天，上帝站到英国一边。
6月3日深夜，德军开始进攻了，可这时联军已经撤回了346000人，在海滩上抵抗的只有4万法国士兵。
古德里安将军发现，向德军投降的法军士兵，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
6月4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地点战斗，我们将在农田和街道上战斗，我们绝不投降。我相信，今天敦刻尔克的撤退，将是明天胜利的开始！”
1944年6月5日，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在敦刻尔克撤退的35万英法军队成了作战的主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当选首相，几乎都是从敦刻尔克撤退回来的官兵。在大选时，他们大声地疾呼：“公民们，当英国在危难的时候，你们想知道我们在哪里吗?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只要一听到是从敦刻尔克撤退归来的，选票就会象雪片一样地飞过来。
因此，历史家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撤退，而是一次伟大的撤“走”，因为，这一撤则撒出了整个英国的未来!
[商战使用范例]
松下退出大型电子计算机领域
有一天，日本松下通信工业公司突然宣布不再生产大型电子计算机。
对这项决定的宣布，大家都很震惊。松下已花了5年的时间去研究开发，投下了10多亿元的巨额费用，眼看着就要进入最后攻实阶段，却突然全盘放弃。松下通信工业公司的经营也很顺利，不可能会发生财政的困难，所以令人感到费解。
松下幸之助所以会这样断然地做出决定，是有其考虑的。他认为，当时公司用的大型电脑的市场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万一不慎而有差错，将对松下通信工业公司产生严重影响，到那时再撤退，就为时晚矣！要保持公司的发展，立于不败之地，不如趁着现在一切都尚有可为时撤出激烈的竞争队伍，才是最好的时机。
事实上，像西门子、RCA这种全球性的公司，都陆续从大型电脑的生产退出来，广大的美国市场，几乎全被IBM独占。像这样，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公司独占市场就绰绰有余了，更何况在日本这样一个小市场呢？
富士通、日立、日立电器等7个公司都急着抢滩，他们也都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等于赌下了整个公司的命运。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松下也许会生存下来，也许会就此消退。松下幸之助权衡得失之后，终于下定决心撤退。
交战时，撤退是最难的，如果不能勇敢地撤退，也许就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松下勇敢地实行一般人都无法理解的撤退策略，将“走为上计”之策运用自如，足可看出他计高一畴，眼光高人一等，不愧为日本商界首屈一指的名流。
[处世使用范例]
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世事如浮云，瞬息万变，不过，世事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而是穷极则反，循环往复。《周易?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又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中国人从周而复始的自然变化中得到心灵的启示：“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要言不烦地概括为：“反者道之动。”人生变故，犹如水流，事盛则衰，物极必反。特别在权衡进退得失的时候，务必注意适可而止，尽量做到见好便收。
魏晋时期的大军事家、政治家曹操，深知适可而止之道，曹操攻下张鲁的老巢——南郑，取得重大军事胜利。这时，谋士们纷纷进言，劝曹操乘胜进军，直取益州。主簿司马懿认为，刘备刚刚灭了刘璋的力量，但全蜀上下并未归心。益州一胜，乘势进兵，刘备之军势必瓦解。如此天赐良机，不可失去。谋士刘晔也认为，一旦错过战机，刘备安定蜀民，据守关隘，恐怕难以消灭。
但曹操不以为然。他认为夺取益州的时机还不成熟，应适可而止，“按兵不动”。因为刘备虽然刚刚夺取战果，但军力旺盛，士气很高。另外，尽管孙刘两家矛盾不断激化，但一旦曹操的拳头伸得过长，后方空虚，那么，坐山观虎斗的孙权绝不会袖手旁观，失此良机。他们很可能绕过荆州直袭许昌。为此，不能头脑发热，图一时痛快，而应该审时度势，见好就收。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曹操的正确预见和决策，使得他没有吃亏上当。
可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处世之道。
南朝刘宋大将檀道济，智勇过人，攻城略地，与北魏三十余战，雄名大震，北人惮之，图之以禳鬼。结果也因功高震主，在文帝刘义隆疾笃病死之前，召而执杀。道济临死愤怒，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而喜庆。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员身在朝廷心在野，脚踏两只船，好像随时准备溜之大吉的样子。还有不少或赋闲、或在野的白衣士子，在接到帝王公侯的招聘书时，也常常推三托四，像躲避火炕一样躲避仕宦——好在从帝王到百姓都推崇孝道，所以，“上有八十老母”就是最好的借口。《晋书?孝友列传》中李密与他的《陈情表》便是一例——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不喜欢做官，有一种人有官可做不论大小都是喜欢的，只是做官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还真难。
在古人看来，做官第一难难在不得不做违心事，说违心话。所以明朝李笠翁说：“要进衙门，先要吃一付洗心汤，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份告天纸，把天理告辞。”做官第二难难在一举一动都要察言观色、看风使舵，别人随口说的话，不得不仔细揣度言外之意，别人郑重说的话，却又要假装没听见；这样虽说能左右逢源，然而在心机上毕竟负担太重，弄不好得神经衰弱不说，还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迟早把自己赔了进去。做官的第三难，也是最难的地方，就是难以把握进退行止的尺度。虽然前有覆车之鉴，但事到临头又不知所从。仕途中人，以了解自己、了解环境为要紧，知己知彼，方能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样对国、对民、对己都不无益处。
只要不是神仙鬼怪，平凡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春风得意。人生最风光、最美妙的时候都是最短暂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就像打牌一样，一个人不能总是得手，一副好牌之后往往就是坏牌的开始。所以，见好就收便是最大的赢家。世故如此，人情也是一样。与人相交，不论是同性知己还是异性朋友，都要有适可而止的心情。君子之交淡如水，既可避免势尽人疏、利尽人散的结局，同时友谊也只有在平淡中方能见出真情。越是形影不离的朋友越容易反目为仇，因此，古人告诫说：“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即使是恩爱夫妻，日复一日的耳鬓厮磨，也会有爱老情衰的一天。北宋词人秦少游所谓“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不止是对劳燕两地的分居夫妻之心理安慰，更应为终日厮守的男女情侣之醒世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