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等人的思想观念偏向于西方，当他们听到“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上级则可以任意取消下级的责任权。”不约而同的嘀咕一句。“这…不是暴君吗？”利斯特倒是说了一句：“绝对服从？我喜欢。”
子峰一乐。“这就是东西两方文化最初的分歧点，就是从这开始注定两方文化发展的不同。分封制也只执行了几代，就被历史淘汰了。随著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周朝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分封制”开始破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取消“分封制”，秦王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子峰怕他们听不懂，特意拿着中国历代王朝史只给他们看。
“汉朝承袭了秦朝“郡县制”，这种行政区划管理制度，与秦行政区划不同的是，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推行封国制，封国包括王国和侯国，这种两种并行制又称“郡国制”。两汉时期虽郡国并行，但仍以“郡县制”为主。使郡国杂处，以相牵制，对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起到积极作用。中国历史上自三国开始直至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各个时期国家行政区划管理山不同程度实行了“分封制”，但分封不是主体；各个朝代政权稳定以后，封国与侯国实际成了行政区划体系之一，或形式上分封；即使存在军阀割据政权，大多数情况下，要领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子峰讲到这停顿了一下说：“中国，与其牵强附会地说秦以后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不如说是郡县社会更准确。同时，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反对的是发展到顶点的、衰败的郡县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即是说，中国的古代社会，既没有奴隶社会，也没有封建社会，当然，也就不会自然出现欧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更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了。”
“停，你开头说的我听懂了，后面的我没听懂。奴隶、封建、资本主义…那是什么意思？这跟王室没落有什么关系？”凯尔举手示意问。
“对不起，我忘了这些名词对你们现在来讲还是太难理解了。”子峰咳嗽几声，思索了良久，说：“要不这样，我换个说法讲东西两方的不同。”
“一、政权制度。西方…咳咳，我先前说过，君臣之间纯粹是个人关系，双方地位相对平等，缺乏国家统治特有的强制性，很大程度上造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东方讲究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这则可以对中国封建制上通下达的官僚体制略见一斑。相对于西方封建制，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从经济上切断了地方官员与任职地的经济联系，地主统治权力绝对由上级和中央力量保证，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权。二、宗教权限。西方,宗教兴盛,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普及，（这里的话，应该是光明教吧，）使得君主也企图借宗教之力来控制贵族伯爵，以致教皇权力远远凌驾于国王权力之上。中国自古没有明确固定的宗教，国内虽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但从没有一个达到国教的权限，因此国家权力完全集中于国王一身，并没有被分散。三、人身自由。西方,国王有王室领地，各级封建主和教皇、教会均有自留领地，他们经营“庄园”,拥有领地上的附属农奴。在贵族庄园，农奴与奴隶的待遇已经不同，但是也没有人身自由，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在监督之下每周以一定时间来耕种领主的保有地；领主占有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农奴或农民，而后者则受到残酷的压榨和盘剥。中国封建社会从来没有大多数农人失去人身自由，也不隶属于“封建领主”，与西欧的农奴全不相同。”子峰说到这笑了。“基于以上三点，决定这东西两方的未来。”
“贵族庄园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封建领主的奢侈消费，属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大要素被束缚在封建经济中。所以，当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企图兴起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也就是商业贸易），他们的利益与国王、贵族的利益,显然处在对立之中。为了三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为了自由贸易，为了能够雇到大量具有人身自由的工人，于是在西欧爆发了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以期击碎封建枷锁。西方的革命是有深刻的经济原因的。然而在东方，不，在古代中国,土地兼并、资本流动、自由贸易从来没有多大障碍。（并不像目前大多数中国学者所认为的,中国各朝代历来是“重农抑商”的,自由贸易在中国历来不成问题。）那么，中国的所谓“封建社会”，并不需要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来解放劳动力和资本。中国并没有要求“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革命的经济原因，更别提想要推翻什么君主制度。历代起义军只是想推倒发展到顶点的、衰败的王朝，建立起新的王朝。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或许东方的君主制度还能保留更久，甚至不会改变。”子峰敲了敲桌面说：“无论是什么，它的出现必有它的因，也必有它的果。只要你们能看清它们的因果关系，万事万物也就皆在你们的掌握之中。好了，课先讲到这，你们先消化一下我说的话，再看看我留给你们的书籍，对照一下艾路恩的制度，好好想想艾路恩接下来的路该往哪发展。我呢，去做饭。吃完饭，我们接着谈。你们想吃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