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但是我们又找到了另一个王璐，所以觉得很迷惑。我们被吓着了，觉得这世上是不是有鬼，还是世界上真的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主治医师点点头：“没有鬼，变成植物人的那个，根本不是王璐。”我问她怎么这么确定。
主治医师：“王璐的身份信息是女，但变成植物人的那个‘王璐’，虽然长得和身份证上一模一样，也很秀气，但他是个男的。当时王建龙求我不要说出去，说他爸他妈知道他的性取向会弄死他，‘王璐’也是偷了姐姐的身份证，两个人才能结婚生活在一起的。”
我忽然想起，在我联系公安局说“王璐已死”，问她是不是父母双亡时，对方告诉我：“王璐父母双全，并且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已经咨询过本人，王璐本人健在并已结婚生子，如果再报假警，将依法对你进行拘留罚款。”
我拿起手机，拨打了上次王璐父亲提供的王璐手机号。电话很快通了，王璐在那边问我是谁，我直接进入主题：“你多久没见过你弟弟了？”
王璐说：“快五年了，你是谁？”
我说：“你和你弟弟是不是长得很像？”
王璐说：“是，龙凤胎，你有他的消息？”
我没回，挂了电话，转头看向田静：“死的那个是王璐的弟弟，我们现在去商业街找王建龙。”
我和周庸、田静敲了敲王建龙的房门。他问是谁，田静报上自己的名字。王建龙打开门：“田记者、周庸、徐浪，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说不仅知道他在这儿，还知道他房间里藏着个“主管”。王建龙问：“你们报警了？”
我说：“报了，但不是因为电信诈骗的事，是因为‘王璐’的事。我们见到了真的王璐，也见了王璐弟弟变成植物人时的主治医师。”
王建龙点点头：“所以你们知道我的性取向了？”
周庸：“当然知道，你的性取向是直的。你以为你和诈骗团伙的南方姑娘卿卿我我，我们没看见吗？你以为我这几天没看见你叫的‘特殊客房服务’吗？”
我说：“是啊，装什么装。王璐弟弟用假身份和你结的婚，你们俩的婚姻不合法，现在警察已经开始对尸体进行尸检了。”
王建龙吼道：“我就不应该接受你们的采访！”
我说：“不是。你不该忙着搞电信诈骗，不去火葬场火化王璐弟弟的遗体。”
十几分钟后，警察在酒店带走了王建龙和藏在厕所的“主管”。
2013年12月，王建龙正跟着一伙南方人学习电信诈骗，父母让他去参加一场相亲会。他在相亲会上与“王璐”一见钟情，两人很快领了证，王建龙还给了“王璐”十万元做彩礼钱。
结婚当天，“王璐”要回家告知父母，王建龙说要陪同一起去，“王璐”不同意，一个人上路。王建龙怀疑有诈，就偷偷跟上了“王璐”——果然，“王璐”的电话很快就打不通了。王建龙一路跟着“王璐”，在“王璐”参加一场相亲会时，将他拎回了燕市。他这时才明白——“王璐”原来是个跨省骗婚的。
愤怒的王建龙将“王璐”带回燕市的家里，试图强暴“王璐”，却更崩溃地发现“王璐”是个男的——他一直在冒充自己姐姐的身份四处骗婚。
王建龙无奈之下，将对方放走。但他越想越生气，趁着对方没走远，他叫上一个和自己一起学习诈骗的“同窗”，“不小心”开车撞了假王璐一下。本来是想撞死，没想到有人看到报了警叫了救护车。
得知假王璐变成植物人，王建龙也挺高兴的，想着能以丈夫的身份签字，放弃治疗。但没想到，忽然有记者来采访，还有人捐款。当时不太宽裕的王建龙发现了一条维持生计的渠道——靠捐款活着。于是他假装起了模范丈夫，并把“妻子”接回了家里照顾。
微波炉若操作不当会引起爆炸，使用时一定要当心
随着他的电信诈骗越做越好，他也开始不在乎募捐的那点钱。正当他打算合法结束假王璐的生命时，“王璐”却忽然醒了。他陈年的积怨爆发，用刀杀死了“王璐”。然后他打开燃气，预设微波炉加热，伪装出了一场意外的燃气爆炸。
我将这个新闻卖给了媒体，赚了一些钱。后来听说有个导演想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但不知为什么就没了消息。
田静最好的一篇采访稿，以曲折的故事告终，我问她对这事怎么想。田静说没什么想法：“我更关心的是国内植物人普遍的生存现状，这不会因为一个个例就有所改变。”
16
他花一百万买俩孩子，还没到手就被抢了
2016年国庆期间，我正和周庸在俄罗斯度假，一个人接连给我打了几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叫李超，是我高中同学。
他的嗓子有点哑：“我儿子丢了，希望你帮我找一下。”
我上一次见李超，还是2015年年初，我们俩一起吃火锅。他当时在一家大企业上班，做财务。他刚和老婆领了证，要办结婚典礼，来给我送请帖。
我问他做婚前检查了吗。他说没做：“不想做。”我问他为什么。
李超喝口酒：“怕丢人。就咱俩，实话实说啊，我怕我检查出精子质量不行。要是检查出个不孕不育什么的，太丢人。”
我说：“超儿，你是不是把简单东西想得太复杂了，婚检根本没有检查精子质量这一说！”
李超听我说完还不信，我只好掏出手机给他找证据。
李超过两天带媳妇去专业的体检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李超的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但他媳妇却查出了点毛病——她的输卵管和子宫都有点问题，受孕概率将会非常低。夫妻俩都是爱孩子的人，伤心了几个月后，决定采取一种极端办法——代孕。
代孕在我国几乎变成了一项刚需。国内对代孕的需求很大，每年都有数万婴儿通过代孕诞生。而李超的孩子，即将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我最后一次和李超联系，是在2015年的11月，他经人介绍找到了一家能做代孕的机构。
我平时调查加写稿，很忙，他估计也没闲着，以至于我们俩近一年都没联系了（好像同学之间一年不联系也挺正常的），就偶尔在朋友圈互相点个赞。但接到他帮忙寻找孩子的求助电话后，我和周庸立刻买了当天的机票，坐了近八个小时回到了燕市。
一下飞机，我们立即打车去了李超家。李超家在一个超过十五年的老小区。李超去年搬到这边，因为这是对口小学的学区房，将来孩子上学方便。
我和周庸上了楼，李超招呼我们进屋，在客厅坐下后，他媳妇给我们倒了两杯水就回屋了。
我问李超他儿子怎么丢的，是否报警。
李超摇头：“没法报警。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没办，没法证明是我的，甚至没法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2015年10月11日，经人介绍，李超找到了一家叫圆梦生育中心的代孕机构。
李超到了生育中心。中心的经理很热心地接待他，向他咨询了情况，然后提出了四种合作方式，让李超自己选。
第一种是人工方式，也是合作双方最能够接受、最普及的方式，即在代孕者排卵期，男方体外排出精液，女方用注射器吸取注入子宫。
第二种是自然方式，即通过双方协商，在代孕者排卵期，发生非婚性行为导致怀孕。
第三种就是试管方式，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借腹生子”，由客户提供已经受孕的卵子，植入代孕者体内，这需要有资质的医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