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庸点点头：“行。”
我们蹲在村口的小树林，远远地望着学校。晚上7点多，两个男人和黄校长一起从学校里出来，分别上了车，黄校长对他们挥挥手，两辆车开走了。
等到9点钟，确信车不会回来了，我和周庸再一次走向了小学。翻进学校后，我们发现一楼的窗户全锁死了——还好我昨天想到了这种可能，把三楼靠近排水管大床房的窗户的锁打开了。我和周庸回车里取了毛巾，用剪刀剪开，把手包上，顺着排水管爬到了三楼，滑开窗户，进了大床房。
出了大床房，我们直奔走廊尽头亮着灯的房间，一脚踹开了门——黄校长坐在床上，正拿着手机录像，两个衣不蔽体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着舞。
周庸冲上前拿被子把两个小女孩裹住，给了黄校长一耳光。
我上前拦住周庸，让他别动手，先把两个女孩带去旁边的房间。
黄校长看着我：“你们是警察？”
这时周庸回来了，死死地盯着黄校长：“徐哥，你就让我动手吧，判我两年我也愿意！”
我说：“你是不是傻？你进去了，以后谁买单？”
我让黄校长把衣服穿上，告诉他站在床边别动，用腰带绑住了他的双手，然后让他打开墙角的保险箱——里面有几捆现金，三本封面画着梅花的账本，还有一个手机。我把手机开机，收到了许多条短信——都是要求购买儿童的。
周庸用网络电话拨打了上家的电话，手机响了，我对着黄校长晃了晃手机：“记得一个月前，你卖了一个感染尖锐湿疣的男孩到泊州吗？”
黄校长点头：“你们是为他来的？”
我说：“是，是谁让他感染上性病的？”
黄校长摇摇头：“不知道，我们是要求戴套的，但总有些客人不守规矩。”
我问他二楼不是有各种性病的检测试剂盒吗？那不是给那些来嫖的人用的？
他说不是，性病的检测试剂盒是给被拐到这儿的孩子定期体检用的，如果有人得了性病，就把他们卖出去。
周庸在旁边翻着三本账本：“徐哥，你得看看这个。”
我拿起账本翻了翻，三本账本记录的是不同的生意。因为年纪稍大的孩子记事能力强，不好卖，超过十岁的孩子会被统一卖到工厂做童工。年龄低于十岁，长相较好的孩子，会被留下来卖淫。长相不好或有毛病的孩子，则卖给乞丐团伙或其他人。
我翻完账本，看了看黄校长虎口的文身：“这都是你们梅花党的生意？”
黄校长抬头看我：“你知道梅花党，那还敢这么对我？”
我让他说说梅花党，他摇摇头不再说话，我告诉周庸报警。
录完笔录出来，周庸忽然想起一件事：“徐哥，咱刚进村的时候，那个给咱指路去学校的老头，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啊？”
我和周庸第二天又回了趟沃土村，找那个指路的老头，到的时候，他正在给孙子做饭——我们问他是否知道学校的内幕时，他表现得很平静：“家里有老有小的，我们也得吃饭啊。”
21
六百多名初中生一夜没睡，小卖部老板知道真相
2016年12月2日，我陪周庸到郊区的一家中学，参加一场捐赠。校长讲话时，我一直看着台下的学生。他们都很疲惫，连说悄悄话的精力都没有，完全不像是吃得香、睡得好的初中生。那时我完全没意识到这所学校的秘密。
这场捐赠源于周庸的母亲，她是个佛教徒，经常会做一些善事。听朋友说起燕市有专门给外来打工子弟开办的学校，在里面上学的都是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打工子女，她善心大发，非让周庸过来捐二十万元，改善一下孩子们的伙食。
周庸的母亲提前跟学校打好了招呼，12月2日上午10点，我和周庸开车一直往南，开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
这所学校很好认，成年男人一步就能跨过去的土墙围了个圈，朝北方向开了个口，口的左侧用粉笔写着校名——育兴打工子弟中学。
校长是个看起来五十多岁，已经秃顶的男人。他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握过手，带我们参观了一下校园。
我们到时，正赶上下课。穿着灰白校服的初中生们在沙土操场上散步，一个老师在维持着秩序。操场右侧是个露天厕所，几个一米多高的女孩在厕所门口排着队。我和周庸进到男厕里看了看，地面是浸透了尿渍的黑色。
操场的左侧是一栋两层的教学楼，二楼右侧的窗户破了洞，用塑料布包裹着。楼的左侧是一个黑板，上边写了最近一周的优秀学生，右侧是红粉笔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学楼前有一个三四米长的木质国旗杆，有一些歪斜，上边飘着的国旗有点老旧。
从教学楼的正门进去，一楼有十二个教室，二楼都是宿舍。挨着教学楼的是个大的简易房样子的食堂。根据校长介绍，他们学校是食宿全包的。
和校长聊了一会儿，他说要利用课间操时间举行捐赠仪式。周庸极力反对，但校长说已经和老师学生都说了：“孩子们都知道了，就算不给我面子，也该给他们面子吧？”
周庸只好答应。
课间操时，孩子们在操场站好，做完广播体操，校长登上简陋旗杆前的简陋铁架台子，拿喇叭说了一堆感谢捐赠的话，然后让周庸也上台讲几句。台下响起有气无力的掌声，周庸走上台，就说了两句：希望能改善伙食，让同学们补补身体长长个子。
周庸还没说完，下面一个男孩“扑通”一声晕倒在地。他旁边的几个同学驾着他回了寝室。
校长和一个老师交流了几句，告诉我们说：“没事，孩子就是有点累，咱继续。”然后他接过喇叭，继续说捐款的事。
男孩的晕倒提醒了我，台下有些不对——每个学生都显得格外有气无力。没人说悄悄话，也没人打闹，不停地打哈欠——这太不正常，一点儿不像十几岁的初中生。
按照校长说的，学校课业不重，每天闭寝熄灯的时间也早，绝不该如此劳累。这是所寄宿制的学校，学生家长基本都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工地上。除极个别学生是走读外，剩下的都是住校。如果孩子有什么异常，很难被家里人发现。我决定找机会问问，学校是否有什么体罚类的虐待行为，或强迫他们干活，以替学校赚取利润。
校长讲完话，已经快11:30了。他解散了学生，邀请我和周庸去学校食堂吃饭，说今天特意告诉食堂师傅提高了伙食标准。“高标准”的午饭是羊汤和馅饼，还挺好吃。我快速吃了两张，给周庸使了个眼色，告诉他和校长先聊着，我去趟厕所。
周庸拖着校长聊天，我出了门往厕所走。男厕所外面，一个个子比较矮的戴眼镜男孩正在排队。
我上前问他：“同学，今天出操的时候，我看你们都有点疲惫，是这几天办运动会了吗？”
他说不是，就是这两天没怎么睡好。我问他为什么没睡好。他支吾了几声，说就是没睡好，然后说自己有事，转身小跑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