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
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
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这样吧，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麦克默菲十分赞成：“好极了！”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塞夫尔手放在胸前，两眼看着周围，等着大多数人举手，他也举。
大家都想看球赛，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郝劲松打赢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在“新闻调查”，我采访过一个人。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词，被判诽谤罪，入狱两年。
我在监狱采访他，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那篇文章叫什么……叫什么屈服……”
“《我只是讨厌屈服》。”我说。
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哎对，过了一会儿，说：“在那篇文章里，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就只是一张纸。”
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然后穿着蓝白相间竖条纹的狱服，满脸胡须，坐在这里看着我。他进监狱后，厂子倒了，离了婚，监狱离他的家两千里，没人给他送生活费，村里的人去看他，拾破烂的老人给了他五十块钱，老汉戴着塌得稀软的蓝布帽子，对我说：“把他换出来，把我关进去吧，我老了。”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我说好。
他说：“等一下。”低了一会儿头，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抬起来，带着笑容对着镜头：“儿子……”扭头冲我解释，“我管我女儿叫儿子。”
“儿子，你不要为爸爸担心，要好好帮助妈妈干活……”他的嘴都抽起来了，但他还是笑着，“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爸爸不是坏人。”
采访的时间到了，我站起身，说：“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他脸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着说，好。
狱警押着他，转身走了。走到十几米快要拐角的地方，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我扭头看，他两只手被铐着，不能擦泪，只能仰头向天，号啕痛哭，那是从胸腔里爆炸出来的哭声。
已经看不见他了，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
回来后，我们赶了一天一夜的片子。审片的时候，还来不及配音，老郝拿着稿子对着画面念解说。
有一段是我采访他：“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他说，“因为我付出过。”
“你还相信法律吗？”
“不。”他说，“我信仰法律。”
底下该是解说了，但没有声音，我转头看老郝，她拿纸遮住脸克制着。张洁和我也红了眼睛。袁总看了我们三个一会儿，对张洁说：“你做了这么多年新闻，还是这么感性么？”
转回头对着屏幕：“往下看。”
片子说到农民为反映征地问题，静坐的时候被抓了十几个人。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公共秩序，为什么要抓人呢？”我问公安局长。
“我们预见到了，所以它没有发生。”公安局长说。
我问他：“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呢？”
他说：“为了稳定。”
“可是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
对方沉默，这个段落结束。
袁总说：“停。”
转头对我说：“你应该再往下问……这样的结果能带来稳定吗？”
有一天晚上，郝劲松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沮丧。
我给他讲了这件事，说：“你是这个人的榜样。”我差点脱口而出“你没有权利放弃”，顿了一下，这个想法是错的，他当然有权利放弃，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断要不要放弃”。
之后不久，他去了上海，成为上海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采访他，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没多久，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车上他的同事问我：“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他是反政府吧？”
我说：“他挺较劲，也许也有虚荣心，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
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他是刺头，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我采访过一个政府官员，他在当地拆迁时，拿一个小马扎，坐在居民楼下，坐了十几天，两边煎熬，费尽唇舌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
“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从现行法律来说，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我问。
他想了想，说：“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北京郊区曾经发生过政府与居民的剧烈冲突，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双方座谈时，脸都扭到一边，“剑拔弩张”。
“沟通不可能么？”我问。
居民代表黄小山说：“政府就要建，我们就不让建。不管是谁，总说这个‘就’字，‘就’要怎么怎么着，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
他组织居民举牌子在博览会门口示威，站在第一排，他头发是朋克式的，两边秃着，头上一丛染得像个鸡冠花，很好认。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就是那个黄毛”，他在雨里浑身都抖，“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在里面待了一夜，出来他换种方式，把“论垃圾为什么不能焚烧”的材料不停向各级政府递交，电视台组织辩论场场到。
政府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请他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这个人，路上见着姑娘漂亮就使劲看，目不转睛。他很真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兴的时候就骂。‘真’的人好交往，没有偏激和成见。”
日本国土面积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烧，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进去参观要换拖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但小区居民在镜头里骂他，说他“叛变”了，向着政府说话。
他有点儿像小鱼，热锅上两边煎，但他说对抗不代表独立，“谁也不信谁，不买账，这不行，不能光服从，也不能光对抗，那只是个姿态。得有理由，有科学依据。批评政府，这事咱理直气壮，但也得反思自己，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
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垃圾焚烧，而是中国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湿垃圾，焚烧时如果达不到足够高温，就会释放二恶英。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他自己花钱开始研究“垃圾甩干机”，想用这个技术来过滤垃圾的水分。“我是个混子德性，本来打算移民，现在我怎么也不走了，这是我的地儿，我就留在这儿，死磕了。说句抒情的话吧，我在哪儿，哪儿就是中国。”
做这些节目时，常常会有人说：“不要往下做了吧，中国乱不
起啊。”
我理解这样的担忧，老郝和我在北京美丽园小区，曾见到过激烈的冲突。进小区时我吓了一跳，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整个小区挂满了红色标语和支持双方的不同颜色的旗子。很晚了，马路上都是人，挥着拳头，打着标语，有人喊：“杀死雷霞。”
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里的业主，雷霞是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她刚打赢了官司，让业主少掏物业费，但物业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突然撤走，停电停水。有一部分业主说是业委会打官司才造成这个后果。他们围在马路上，向雷霞叫嚷。
电视镜头一对着，几十人就围上来，把手里拿的纸几乎挥到雷霞的脸上，大声喊：“剥下他们的画皮。”
雷霞不说话，手没有架在胸前，也没有放在兜里，站着听。
面向她站在最前头的中年男子说：“你们凭什么打这个官司影响我们生活？我们愿意交这个钱，交得起，这是民意。”
雷说：“这是一个集体，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少数人是要保留一点来服从的。这是一个公理。当时票箱表达的意见就是只有十票反对。九百多户投票，八百多户赞成，这不代表民意吗？”
中年男子说他们当时没有投票，因为想让业主大会达不到半数而无效，人数最终过半后业委会官司打赢了，这些没投过票的人在马路上喊“打倒业委会”，业委会的杜平说：“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里表达你的意见，而不是站在马路上。”
但是，马路上的声音太大了。在我们的镜头里，反对业委会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有人下跪，有人游行，有人拉标语……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不知道理性会不会在拳头面前落败。
后来我发现，最终起作用的，是那些住在小区里，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反对过投票，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
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渐渐加入议论，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聚在一起开会，建立小区论坛，在公告栏里，贴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人，是以前并不关心公共事务，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私人时间的人。
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他说：“以前不太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感受比较深，也比较惭愧。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顺风车，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美丽园进行了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的选举，一千三百七十八户，一千零九十四户投票，三项决议的结果都是六百多对四百多票，最终决定业委会留任，用招投标程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不再续聘原物业。
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徒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唤醒的东西，带来了马路上最终的安宁。
二〇〇八年，我在美国，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
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突然说：“等一下。”
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看，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枪杀，我们要去游行。”
“你们要求什么？”
“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
我目瞪口呆：“不会吧？”他看我不信，说“你等等”，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一个年轻的家庭，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一对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
“当然。”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
“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
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黑人的代码，是“nonhumanbeing”。
在这之前，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民权法》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
我问这个老黑人：“你们会选择暴力吗？”他说不会。“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智慧能。”
“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
“是，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
“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他说，“我们有法律。”
我们也有。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我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CFP图片）